「現在的世界已經無法承受誤解與誤斷的風險，弱國如此，強國也一樣，國與國之間即使存在分歧也必須交往。我們會逐漸發現，意識形態這種『奢侈品』會再也用不起。毀滅性的、代價巨大的戰爭是誰也不想發生的，除了瘋子以外，這就要求對負責任的領導人而言，不得不尋找雙方共同的基礎。在越南王國的訪問是愉快的，是令人感到振奮的。越南王國政府在短短的時間裡已經基本恢複了社會的穩定，使飽受戰爭之苦的越南人民享受到了和平與安定。這是一個強有力，民主的，被越南人民所擁護的政府……」
「兄弟相爭，同胞相殘，是最令人心痛的事情。越南王國政府和人民不希望看到戰爭，是期盼和平統一的，是期盼生活安定富裕的，也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不要再誤導北方民眾，把戰爭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和平競爭，和平建設，和平統一，越南王國政府始終如一地堅持這樣的信條。並將與一如既往支持我們的，親密的夥伴國共同為此而努力奮鬥……」
黃曆和潘光誕在西貢發表了新聞公告，作為這次成功的、友好的、頗有成效的國事訪問的結束。不管南越的入聯結果如何，南洋聯邦和美國，以及很多國家已經承認了這個獨立國家，開始拋開《日內瓦協議》大規模援助越南王國。現在，援助的重點放到了軍事上面，大批飛機、坦克、大炮等武器運了進去，一期期軍事技術訓練班開始更加大量地幫越南王國訓練技術兵種。
想要真正的和平，就必須用實力作為保障。對於北越固執狂熱的領導人來說，只有沉重的，使其難以忍受的軍事打擊，才會讓他們的腦袋冷靜下來。
一九五八年對黃曆來說，還有一件大事需要予以關心，那就是申辦一九六四的奧運會。雖然現在申辦奧運會在表面上肯定是個賠錢的買賣，但若從長遠考慮，藉助北京奧運的歷史機遇，通過自主創新實現從「南洋製造」向「南洋創造」的轉變，創新商業模式，創造和打響一批南洋聯邦自己的品牌，並不必過於追求奧運的短期拉動效應。
歷史上，在東京奧運會前後的11年里，日本經濟進入歷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日本GDP在舉辦奧運會後的第三年就超過英國和法國，在1968年更是超過了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東京奧運會成為日本進入工業強國的里程碑。1988年漢城奧運會則使韓國完成了從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轉變，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奧運會對所在國家經濟騰飛的助推作用被稱為「奧林匹克景氣」。
而此次申辦奧運會，黃曆不僅要把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會的名頭拿到手中，更是為了挫敗日本的企圖，使歷史上的東京奧運會化為泡影。至於以後，嘿嘿，按照五大洲輪辦的規則，恐怕要在十幾年以後日本才會有機會申辦成功了。
而日本失去舉辦奧運會的機會，除了南洋聯邦的崛起，以及凌駕於其上的原因外，也算是咎由自取。早在三十年代柏林奧運會期間，東京便被選為第十二屆奧運會會址。但正是由德國和日本發起的戰爭，使那屆奧運會成為泡影。
早在五四年，黃曆便有申辦奧運的想法，只是那時南洋聯邦的經濟實力還有些勉強，民眾的心態也沒有現在這麼自信。所以，黃曆最終打消了這個想法。時隔四年，南洋聯邦終於決定向世界展現自己嶄新的面貌，並要借奧運會的拉動作用，將坤甸建成一座國際大都市，打響一批國際品牌，實現了進入世界工業強國的目標，並使得南洋聯邦成為世界主要的旅遊目的地國之一。
根據南洋聯邦的經濟學家計算和分析，奧運會項目的投資不僅會給直接相關的產業帶來收入和就業，還會使其它輔助性產業受益。對於大規模的投資所將產生的明顯的經濟效果，經濟學家樂觀地估計，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將明顯加快，極有可能創造新高。而且道路、運輸、建築、賓館、房地產、旅遊等相關產業的收益會持續穩定的增長相當長的時間，所帶來的長期收益是巨大的。
藉助於各種暗示或明示的宣傳工作，申辦奧運會終於得到了國會的批准，並決定申辦成功後將投入八億美元籌辦奧運會，而在為奧運會投入的場館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費用則將達到二十億美元。
總共二十八億美元，或許還要更多，這是一個令人咋舌的數字，也是一個創紀錄的數字，超過了歷屆奧運會的投資，成為坤甸申辦奧運會最有力的籌碼。而大部分國民的心態已經與四年前不同，對一九六四年贏得夏季奧運會主辦權而滿懷憧憬。特別是老一輩的華僑華人，現在很多已經是大富豪、大企業家，卻對「東亞病夫」這個名字還耿耿於懷，而對申辦奧運會寄予了極大的熱情。
亞洲第一次啊，放眼亞洲，除了南洋聯邦，還能有誰？被別人奪去這個桂冠，豈不是對南洋聯邦的污辱？在萬眾期盼之下，坤甸申奧代表團啟程上路了，他們的競爭對手有日本東京、比利時布魯塞爾、奧地利維也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及美國的底特律。儘管黃曆對此充滿了信心，但還是要等到最後成功，才能放下心來。
……
與新中國的第一次大使級會談結束了，表面上新中國獲得了天然橡膠和橡膠製品的進口，南洋聯邦則獲得了新中國對南北越分治的默認以及對北越可能發動戰爭的旁觀或約束。
但這只是別人在表面上猜測的東西，雙方其實在更深層次的問題上進行了探討和交流。比如建交的可能，通信、通航的條件，經濟、技術的援助等等，雖然並未達成什麼具體的協議，但雙方都加深了互相了解，知道了各自的底線和策略。
而南洋聯邦再度送上的大禮令新中國領導層感到了棘手，用毛澤東的話說，那就是「人情越欠越多，將來是很難還的」。大慶，這個很快就要被中國人自己發現的油田，被黃曆很適時地將功勞攬到了自己身上。這個禮送得巧，送得恰到好處，送得你沒法拒絕，送得不費自己半點力氣。
對於黃曆來說，與新中國建交並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意義，並不是害怕美國，而是在國家利益最大化方面的考慮。與新中國的經貿始終在進行，又有了溝通的渠道，建交對於南洋聯邦來說並不迫切。而且，距離美國和中國出於國家安全這一壓倒一切的緊迫問題而走到一起的時間，還早得很。對於南洋聯邦來說，在越南問題上，還需要美國佬的大力幫助。
而供給新中國橡膠和橡膠製品，黃曆與艾森豪威爾打過招呼，闡述過自己的理由，並且得到了艾森豪威爾的諒解。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內部被稱為「楔子」戰略，即通過打壓和遏制迫使中國與蘇聯分裂。但現在看來，這種戰略反倒有可能使中國與蘇聯聯繫得更緊密。同時，艾森豪威爾主義的挫敗，也使他開始轉變著頭腦中的思想。
敘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動亂，證明了所謂的「世界上任何一塊值得爭奪的地方，都必須要麼歸共產主義所有，要麼歸自由世界所有」的理論是極端錯誤的，並且會給美國帶來更強烈的反對。
一九五八年七月，伊拉克親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佔領了巴格達電台、郵局、電報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橋樑。他們打進王宮，殺死了國王和王儲。努里·賽義德首相化裝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殺掉。這樣一來，杜勒斯的巴格達條約剛簽訂不過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徹底垮台了。
這情況使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大為驚恐，正式邀請美國出兵到貝魯特。艾森豪威爾答應了，雖然這與他的主義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杜勒斯力圖使國會領袖們相信這與艾森豪威爾主義有關。這位國務卿告誡說，如果美國不按照夏蒙助請求採取行動，「我們的威信就會喪盡，也沒有誰再會相信我們的話了——永遠沒有。只有我們先到達那裡，共產黨的干涉才可能避免。」
美國出兵貝魯特並沒有改變什麼，夏蒙還是倒台了，換上了中立主義的總統和總理，在他們的要求下，美國海軍陸戰隊隨即撤走。
這個事實證明艾森豪威爾主義事實上已經壽終正寢了，因為它有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點——「美國要想遏止共產主義在國外擴張的任何企圖都會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如何設法證明以民族主義的鬥爭形式出現的內部動亂確實是由莫斯科指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