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註定是個不平靜而紛亂的年份，蘇伊士運河的糾紛只是其中重大的事件之一。
七月，埃及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公司全部財產移交埃及。英法為重新控制蘇伊士運河，策劃召開對運河實施「國際管制」的會議。八月，在英法倡議下，二十二個國家在倫敦舉行會議，但未能達成任何協議。九月，美、英、法召集十八個國家再次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建立「蘇伊士運河使用協會」問題，仍未達成協議。十月，安理會否決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國際管理」制度的提案。
戰爭的陰霾籠罩著中東，連美國人也覺察到了異樣，但他們還不敢相信，作為盟友的英法兩國竟然會背著他們進行一場戰爭。所以，他們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匈牙利，那裡正在進行一場由群眾的和平遊行轉化成的武裝暴動。蘇聯的坦克和軍隊正在源源開進匈牙利境內，殘酷鎮壓他們認定的這場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的運動。
1947年以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即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後的名稱，事件後改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主要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不顧本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一味照搬蘇聯模式，並且大搞個人崇拜和集權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為不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更傷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在蘇聯新領導人的推動下，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調整。在匈牙利，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納吉·伊姆雷實施了「新方針」，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地開啟了「非蘇聯模式化」進程。
但由於蘇聯的干預，「新方針」實施了二十二個月就被迫中斷。此後，納吉以著述的方式進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會主義道路取代蘇聯模式、以主權獨立與民族平等反對蘇聯控制，這些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共鳴。「新方針」中斷後，匈牙利向舊政策復歸，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隨之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1956年10月，波蘭統一工人黨二屆八中全會召開，波蘭頂住了蘇聯的壓力，選舉了主張走波蘭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哥穆爾卡為第一書記。這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提出了以反對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為主要內容的「十六點要求」，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但隨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格羅·艾爾諾在電台發表的了措辭嚴厲的講話令示威人群由不滿轉為憤怒，人群推倒了位於布達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廣場上的斯大林銅像。隨後示威者衝進電台，要求向全國廣播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他們開始向電台大樓發起攻擊，流血衝突開始了。
而隨著第一批干涉蘇軍的進入，事態變得更加複雜，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帶來的痛苦和怨恨刺激著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著他們，波蘭的成功鼓舞著他們，西方的宣傳煽動著他們，蘇軍的坦克威逼著他們，多年來壓抑在心頭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勵著他們。因此，人們越來越激進，暴亂越來越嚴重。
而當並蘇共中央領導層對事件和納吉的看法漸趨一致，認為這是一場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暴亂，納吉已背棄了社會主義時，更強硬的武力干預開始了。蘇軍以17個師的兵力向布達佩斯發動了代號為「強風」的軍事行動，並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幾乎與此同時，中東戰爭爆發了。英法兩國把從蘇伊士運河撤軍，一直歸咎於華盛頓一幫反殖民主義者的催促和施壓，並認為目前的困難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對華盛頓採取不理會的態度。他們決定按照他們自己的辦法（更確切地說，是按照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所主張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華盛頓時間下午……，電傳打字機嘎噠嘎噠打出了第一份新聞公報：以色列軍隊進埃及展開了進攻。
現在，英國的首相艾登和法國總理摩勒已經拿到借口了。他們故作姿態，同時向以色列、埃及兩處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雙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議院宣布：「我們已經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讓英法聯合部隊暫時進入各重要據點。」如果這一要求遭到拒絕，他說，英法軍隊「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對蘇伊士運河區進行干涉。
「我實在不明白這些人犯了什麼瘋病。照說也算是有頭腦的人嘛，竟干出這種荒唐透頂的事來，我還真是第一次見到。可是，我們總不能對弱者實行一種法律，對同我們結盟的國家實行另外一種法律啊」艾森塞威爾獲知消息後，十分的惱火，在星期三電視廣播里透露出了對英法的強烈不滿。
而英國人、法國人則認為這場亂子全部應該由杜勒斯負責，艾登表示，無論聯合國提出什麼停火建議，他一概拒絕。
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戰臨頭了，英法軍隊正在塞普勒斯上船準備入侵蘇伊士運河，英國的空降部隊也做好了在運河北端降落的準備。
當晚，布爾加寧向艾森豪威爾建議由美蘇聯合制止侵略。這使得艾森豪威爾十分憤怒，並且擔心蘇聯藉此而滲透進中東，他對一名助手說道：「這些英國人――我一向還把他們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著，他告訴布爾加寧，俄美聯合干涉是「不可思議的」，並提醒這位蘇聯總理，蘇聯紅軍「這時正在殘酷鎮壓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權」。蘇聯的建議，不過是企圖分散人們對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罷了。
這話可不是冷戰的陳詞濫調，正如共產黨總是念念不忘蘇伊士問題，而西方總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樣。事實上，兩件事一樣惡劣。
美國政府，既面臨蘇聯要求聯合採取決定性措施，又面臨英法要求保證北約組織團結，顯得有些左右為難。
而此時遠在坤甸的黃曆既要關心埃及的戰況，又要發動對北越的這次極其難得的宣傳攻勢，從而使南越能夠名正言順地對北越的統一要求加以嚴詞拒絕，並且促使南越民眾更徹底地改變思想。
五六年十月，由於北越共產黨的生硬而殘酷的土攻政策，飽受其苦的北越農民終於向「土改」和黨在農村的組織發起了暴力反抗。這次農民暴動發生在胡志明的老家義安省，對，就是歷史上曾發生過「義安-河靜」暴動並造就了越南的「蘇維埃」運動的「群眾基礎」較好的「老區」。
這次武裝暴動大約有兩萬多農民參加，越共被迫調動其軍隊中的精銳第325師，一個星期後才將農民暴動鎮壓下去，大約有六千農民被殺或被強迫遷移。這次北越義安省農民對政府的反抗，在規模上或許僅次於「匈牙利事件」，但影響卻不會再象歷史上那樣少人知曉了。
就在武裝暴動剛剛被鎮壓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報紙媒體上便出現了對於此事的報導。一開始還是簡略的，不詳的，但照片和詳盡的資料很快便補充上來，越來越引起了南越各階層的關注。
隨之而來的是揭底似的批判，從五三年的「反逃稅」運動的恐怖，一直到現在的對「武裝暴動」的殘酷鎮壓，北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失誤，被連篇累牘地暴露出來。由南越政府的官方媒體為主導，引發了連續而持久的社會關注和各方討論。
北越的反擊是可以預見的，但這種反擊卻被更加確鑿的事實和證據所擊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惡劣的影響。
對於這次輿論攻勢，南洋聯邦、美國和南越政府是處心積慮，並且是準備充分的。針對北越的辯解，出現在媒體和廣播中的是親歷者的切身控訴。從失去土地、被批鬥遊街的地主，到曾經差點餓死家中的婦女兒童，還有在土地改革中深受其害的貧苦農民，以及在鎮壓暴動中倖存下來、被迫遷移的「老區群眾」。
大量的書面資料和照片證據，大量的人證，使輿論的風向不可逆轉地向南越政府傾側過來。而在越南頗有名氣的，從北越逃回來的知識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講述，將這次輿論攻勢推上了頂峰。
北越黨和知識分子間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開始了，但一直沒有凸顯出來。北越共產黨1954年從法國殖民統治下獨立，結束了武裝鬥爭，進入城市，並建立了國家政權後。城市生活助長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情緒。恰逢赫魯曉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產黨國家蔓延，北越知識分子開始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對北越的報坦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直接提出質疑。「為什麼沒有人去寫政府機構？為什麼沒有人去表現愛情？為什麼只准寫工人農民出身的人物？現實主義應該鼓勵形式和內容上的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