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年日內瓦協議簽署，一直到五九年越盟通過十五號決議，正式承諾派遣軍隊與物資支持南方革命。這中間有五年的時間是可供南越發展穩定的，而歷史上由於吳庭艷的獨裁和無能，這五年白白地浪費掉了，並將美國人拖入了越南戰場這個大泥潭。
為什麼北方的越盟在這五年里毫無動作呢，其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在日內瓦協議簽訂與越南被分為南北而治後﹐北越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集體化運動，但卻料想不到產生了許多困難與問題；第二﹐越盟不願意挑起美國和南洋聯邦介入越南事務，他們認為這兩個國家若不被挑釁以及西貢政府不受到威脅的話﹐他們將不會軍事介入越南南方；
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赫魯曉夫上台後，推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政策。由此希望河內不要再次挑起戰爭﹐並與北京一起﹐勸喻越共為避免戰爭﹐與南越政府解決權力問題而重開日內瓦會議。而越盟當然不想與自己的同盟者關係破裂而公開反對莫斯科的提議﹐所以河內在那段時期沒有對南方解放陣線的武裝鬥爭進行實質的支援。
而這寶貴的五年，給了黃曆很大的施展空間來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南越政府，訓練出一批有戰鬥力的南越軍隊。這樣的話，等到非要進行軍事介入的時候，無疑要省卻很多力氣。
與歷史上美國單純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不同，黃曆對南越的支持則更顯智慧和謀略。只有解決了南越民眾的貧困和溫飽，使社會矛盾緩和下來，也就從根本上扼制了南方解放陣線的生存空間和發展道路。老百姓的考慮其實都是一樣的，不到揭竿而起才能活下去的地步，誰會冒著生命危險去干殺頭的活計？當然，被洗腦的越共堅定分子不在此列。
游擊戰爭靠的是民眾基礎，而黃曆就是看透了游擊戰的關鍵，才會使用這種釜底抽薪的詭計。而對南方解放陣線暫時不聞不問，也是麻痹敵人的一種策略。隨著眾多的耳目在南越北越各地潛伏下來，秘密地刺探和搜集著相關的情報，為以後的雷霆清除增加著成功的幾率。
而在扶持幫助南越的同時，黃曆也在藉機為南洋聯邦的經濟發展創造著有利的條件。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政府的鼓勵下開始紛紛到南越投資建廠，利用越南眾多的廉價勞動力，創造著更豐厚的利潤，無形中也增加著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
同樣，南越政府為了解決更多民眾的就業，一方面大力開展公路、橋樑、堤壩等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與南洋聯邦達成了勞務輸出的協議，一支二十餘萬的墾荒開拓大軍開赴西伊里安島，開發建設這個南洋聯邦的囊中之物。
對於越南這樣一個農業人口佔七成的傳統農業國家，土地改革無疑是最為舉足輕重的舉措，關係到政府的威信和政權的穩固。對此，雖然有南洋聯邦的成功經驗在前，但國情不同，也使得措施和力度有所改變。所以，不光是潘光誕集團，連南洋聯邦的顧問團也比較謹慎小心，為南越政府制定了採取了分三步推進的穩固策略。
第一步是「三五減租」。即從法律條例限定租額，地租不得超過全年主產品收穫量的35，減輕農民的負擔。條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農按時納租，欠繳兩年地租地主可以解僱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領」。將國家的「公地」出售給農民，地價為耕地主要農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的三倍，由承領農民分十年二十期平均攤還，不必負擔利息。
第三步是「拓荒墾殖」。潘光誕政府實行個人和國家雙管齊下的政策，農民自己出力開墾的荒地，只要以農作物全年收穫量的一倍便可購買，或者五年分十期平均攤還，不負利息；而國家組織的墾荒團則利用美國援助的資金從南洋聯邦購買大型機械統一開發、丈量，並負責建屋、修路等相關配套設施。然後再「公地放領」給農民，這已經與歷史上南越曾經實施的野蠻殘酷的墾荒政策有天壤之別。
而作為地主向國家出售土地的鼓勵政策，南越政府設立了榮譽爵位，並發行實物土地債券和公營企業股票，從價格上給予地主相當的優惠。
與北越借鑒中國實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土地財產」等土地改革措施不同，南越實行的是一種比較溫和的社會改良。從而也減少了導致社會動蕩的因素，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也相對大量減輕。
到了一九五六年，南越的土地改革已經初見成效，越南農業以佃農為主的生產體系，逐漸轉變為以自耕農為主的生產體系。土地改革後，佃農因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而成為自耕農，耕作興趣和投資意願明顯增加，對於農業知識和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積极參与農業推廣組織舉辦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經營管理改善活動，增加對土地的改良，從而有利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
而在本次土地改革中，農村地主的損益情況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們從水泥、造紙、農林、工礦等國營公司中，獲取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工商巨頭。同時，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應徵土地取得資金或股票後，轉營工商業，其中不少因經營不善而被兼并，或趨於破產，甚至一部分地主將所獲土地徵購款揮霍一空，最後淪為普通農民。
形勢看起來一片大好，潘光誕由此信心十足地公開表示，土地改革的進程有可能會提前一年完成，並且欣慰地指出：「如果沒有土地改革，越南的農業發展和工業建設將要缺乏推動力，社會矛盾亦將日趨激烈，而在現在這個時候這種推動力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