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弱者和愚者將淪入深淵，強者和智者則將獲得巨利。南洋聯邦雖然得到了美國的援助，並且在朝鮮半島的戰爭中出了大力，但一直盡量地不讓人有南洋聯邦是美國的忠實佣從的認定。換句話說，如果朝鮮半島不是聯合國通過的決議，南洋聯邦不會出兵；而印度支那也是這樣，如果沒有一個大義的名分，南洋聯邦也不想背上殖民者幫凶，帝國主義走狗的罵名。
第三世界國家正在興起，多數都對美國表示仇恨和不滿，南洋聯邦一方面從山姆大叔兜里掏錢，一方面也在謹慎地保持距離，並適當地給予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援助，使他們不致於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南洋聯邦身上。
這是一個平衡的需要，要有高超的手腕，睿智的頭腦，深遠的眼光，精準的判斷。對此來說，黃曆是一個作弊者，他能在最恰當的時候，利用最小的代價，而得到最大的好處。這與財大氣粗的美國不同，更需要的是技巧。
同時，南洋聯邦很少或者是根本沒有對其他國家的內政指手劃腳過，這又是與美國最大的不同之處。
印度支那是個很複雜的，牽扯到各方利益的角逐場。黃曆對此加以關注，並不象對日本那樣更多的是出於厭惡之心，而是關係到南洋聯邦的具體利益。當然，出手的時機和方式，要精確地掌握，起碼幫助法國人，在黃曆看來是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是得不償失的。
同樣，對於越盟，黃曆沒有什麼好印象。一個反覆無常、忘恩負義的民族組織，一個唯利是圖的牆頭草，一個殘忍自大的黨派。
誰能想到，歷史上當越盟取得最後的勝利沒多長時間，便開始了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如同一九五五年驅趕、排擠法國僑民一樣，越南人有其民族特有的極端排外情緒，但這次驅趕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卻是它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曾給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中國。
對於中國，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把那種警覺隱藏得更深，因為在當時唯一使美國在戰爭升級時也未對北越發動進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後的共產黨中國。美國人不願意與共產黨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而且擔心戰爭擴大到更多的國家。
當然，那些被驅趕出境的中國僑民對這種強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們還沒有能夠懂得越共政府為什麼突然大發雷霆的時候，所有的財產已經被身穿綠色軍裝的越南軍人和警察沒收了，大多數中國僑民逃出越南時，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無所有。
那次強制性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作為後來大批的越南難民外逃的信號，越共政府對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顯示了越共政府的異常強硬冷酷的態度。上百萬的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於參加過前政府各種組織的人被送往叫作「新經濟區」的原始的熱帶森林裡，既沒有食物，也沒有居住的地方。越共把他們送到那兒，告訴他們要麼想辦法活下去，要麼就餓死在那裡。
雖然中國曾經毫無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犧牲來援助北越進行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戰爭，但越共政府還是很容易地利用歷史上中國皇帝對越南一千多年的控制煽動起與中國人的對立和恐懼；他們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便把十二年來的「中國同志」變成了「戰爭賭徒」、「企圖控制越南的霸權主義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國是真正的、自古以來的敵人，一直想統治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樣，只有蘇聯人是朋友，真誠的社會主義朋友。」
勝利之後的越共不無欣喜地回憶著他們是如何從美國人手中奪走一千五百億美元和五萬八千條生命的過程，極力表現其大獲全勝之後的民族驕傲感，同時也要掩飾那個國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謬狂妄的窘境——儘管它每年可以得到二十億美元的蘇聯援助，但是越南始終處在極端的貧困之中。
對待一個它根本不關心，但是又時刻困擾著它的社會現象——極度貧困，越共政府一方面派兵入侵鄰國柬埔寨，一方面挑起它的前盟國中國的爭端，以此來轉移人民對它的強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輿論的視線。
是的，戰勝了美國後，越共認為自己已經成就了「超級軍事大國」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萬軍隊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規軍，挑起民族之間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成功地用來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之後它又會非常成功地把廣大越南人民引向了兩個鄰國：柬埔寨和中國。
儘管黃曆知道這些歷史上的悲劇，但令他痛苦的是，對於那些將要發生的事情，他無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看著中國在無私地對越南盡著共產主義義務，他是又氣又急。自己國家的事情還沒搞定，卻要犧牲發展的時間和物資，支持一個白眼狼的所謂獨立戰爭？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支援了越南二十多億美元啊，把這些錢用在國家建設上，那——真是，讓黃曆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黃曆一直想儘力避免與中國的對抗，但朝鮮戰爭被他猛掄一棍阻止了，但印度支那戰爭，他卻很頭痛。由於法國人的愚蠢和自大，本來有可能在越盟弱小的時候便一舉將其消滅的，但隨著戰爭時間的延長，越盟越打越強，已經不是那麼容易對付了。
另外，黃曆爭取在對日和會上邀請中國，也是想有一次正式接觸的機會，對印度支那問題進行溝通和試探，以決定在何時出手才最有效。早了，法國人作梗，而且會背上鎮壓反殖民民族運動的罪名；晚了，面對泥潭一樣的殘酷叢林戰爭，黃曆也有些生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