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完了，每個人都象嬰兒一樣地叫喊，我們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著人來幹掉是個什麼滋味了。」在中午收聽了廣播後，西婆羅洲坤甸兵營里的荷蘭士兵們現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儘管他們還未與日軍交戰，儘管在昨天他們還要求抗戰後援團出動更多的人，幫助構築戰壕工事，但現在他們失去了做任何事情的動力，活象一群被捆綁好，即將拖上屠宰台的豬羊，有的還瘋狂的叫喊，有的卻只能默默傷悲。
由於西婆羅洲西部地區多是沼澤，包括沿海地帶，而且缺乏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所以還沒有與日軍交戰的機會。只有從英屬北婆羅洲登陸的川口支隊和第三十八師團是最現實的陸路上的威脅，但據防守在分界山那裡的軍隊報告，日軍顯然還未翻過北部、東北部、東南部的山脈。
但這已經無關緊要了，人在絕望的時候，即便還未刀斧加頸，還能喘氣活著，也和行屍走肉一般。儘管抗戰後援團真的派出了相當多的人在烈日下挖掘著戰壕，在荷蘭官兵眼裡也成了徒勞無益的事情。
「在日本人的恫嚇下，荷蘭人完了。」黃曆在聽取了從坤甸兵營前來報告情況的偵察人員的述說後，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終於到了該行動的時候了。
下午……，在荷蘭官兵充分消化吸收了普爾坦的投降命令和日本人的威脅恫嚇之後，黃曆率領著他的士兵展開了蓄謀已久的行動。
隨著幾聲槍響和轟鳴的爆炸，正在構築海灘工事的後援團的華人潮水般、驚慌失措地四散奔逃，鬼子如神兵天降般地繞過海灘工事，出現了。土黃色的衣服，醜陋刺目的太陽旗，反射著陽光的明晃晃的刺刀，這一切都讓荷蘭人膽顫心驚，集體失聲。雖然日本人只有百多人，荷蘭官兵還有千把人，但荷蘭人知道這不過是日本人的先頭部隊，他們似乎看到了停留在海上張開巨口的艦炮，行將落在頭上的呼嘯的航空炸彈，以及源源不斷登陸而來的日本軍隊。
日本人在遠處的小高地上停了下來，膏藥旗高高飄揚。一個被抓住的華人跌跌撞撞地穿過兩軍之間的空地，跑了過來。
荷蘭軍最高指揮官多爾曼少校面色蒼白地接過了華人手中的最後通牒，上面用英語寫著簡短的話：「投降還是死亡，十分鐘的考慮時間，否則就用大炮和飛機來說話。」
傲慢無禮，充滿的勝利者的狂妄，但多爾曼少校已經無法顧及字眼，也沒權力挑剔，他迅速招集了幾個軍官，用顫抖的聲音徵求他們的意見。幾個軍官面面相覷，訥訥而言，誰也不太想死戰，可誰也不想第一個說出投降的話。
呯似乎是在嫌荷蘭人拖延，日本人開槍了，距離足有八百多米，卻一槍便將荷蘭人的軍旗擊落。就是這一槍打破了多爾曼的猶豫，他無奈但很急迫地下達了命令。
結束了，一槍便結束了的戰鬥，一槍便結束了的人數對比懸殊的戰鬥。如同二戰受降時，空投幾個盟軍軍官，便能控制成百上千投降的日軍一樣。荷蘭官兵選擇了放下武器，象牲口一樣被關進監獄和拘禁營地，遭受三年的野蠻而殘酷的監禁。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日本人是根據武士道而不是根據《日內瓦公約》來處理戰俘的。
所有的荷蘭戰俘都被挨個搜身後圈禁在一個大沆地里，幾十個日本兵站在高處冷冷地看守著。多爾曼坐在地上，低著頭，似乎長出了一口氣，預想中的最糟糕的事情並未發生。不是嗎，沒有屠殺，沒有殘忍的拷打，這個結果減少了他心中的羞辱。
兵營里，並不蕭條冷落，沈棟等人正指揮著後援團的人員瘋狂地搜刮搬運著倉庫和宿舍里的一切有用的物資。
槍械、彈藥、軍裝、被服、糧食、藥品……都被裝上了車，推到河邊，裝船之後，順著縱橫發達的河流，向山裡的據點運去。收穫是巨大的，不僅荷蘭官兵手中的一千多件武器和十幾門火炮盡入囊中，軍用倉庫里還收繳到了幾百多條好槍，以及上千枝舊式步槍。其他的物資更是數量驚人，這可是荷蘭人準備長期堅守的儲備，此刻全便宜了黃曆。
這就是黃曆的優勢，巧妙地利用歷史慣性，輕輕地使歷史車輪顛簸了一下，從夾縫中衝出了一條路。
第一批經過初步訓練的千多名戰士扔掉了手中的棍棒，換上了荷蘭軍裝，配發了武器彈藥，在區忠等幾名軍官的指揮下，一部分坐船，一部分沿公路，急速向東北的雅邦開去。
太陽變成了一個大火球，向著海平面沉降下去，金紅色的彩霞掛滿了天邊。
多爾曼揉著被曬得發暈的腦袋，偶爾一瞥，遠處的日本士兵不知何時已經不見了蹤影。對，到了該吃飯的時候了，一定是這樣，希望他們吃飽之後，還能想起我們這些戰俘。不能亂動，要忍耐，不能給日本人殺戮的借口。多爾曼反覆告誡著自己，重新低下了頭。
1942年3月9日，爪哇島聯軍余部開始投降。日軍共俘虜荷印軍和美澳軍約八萬人，繳獲飛機一百餘架，奪取了一百七十萬噸的石油，並得到了破壞不很嚴重的油田設施，為其戰略進攻提供了急需的石油。
而就在這一天，一支華人抗日武裝正式成立，他們裝備齊全，士氣高昂，冒著還未消散的酷熱，勇敢地向由北婆羅洲攻擊而來的川口支隊迎擊而去。這支華人抗日武裝的全稱是南洋抗日鐵血青年軍，簡稱鐵青軍，總指揮官黃曆黃將軍，代號平南洋。
鐵血，狂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是血與火的極限鍛煉。我們必須憎恨敵人，身上每一根纖維、每一個細胞都要充滿對敵人的刻骨仇恨。我們要如饑似渴地進行戰鬥，我們活著就是為了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