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蛇，就先要握緊棍子。黃曆認為單憑自己個人的殺敵能力，給鬼子造成的傷害總是有限的。而要將殺敵的理論和技巧傳授給他人，則會對抗日事業更加有益。成功的行動過後，他花費了一周的空閑時間，整理出一本《城市戰鬥手冊》。
這本手冊字數不多，但內容很全面、很系統，其中涉及了幾種製作爆炸物的方法，非常具有可行性；另外便是介紹城市作戰的一些常用手段和戰術，以及一些特工常識，比如跟蹤、反跟蹤、徒手格殺（在北平這樣的淪陷城市裡隨身攜帶武器是很危險的）等等。這與軍統的繁瑣教材又有很大不同，注重的是簡單實用，能被迅速掌握。
為了以後的戰鬥，黃曆不僅寫出了理論，更將其付諸於實踐，經過試驗，他和李振英制出了塑性炸藥。塑性炸藥的外觀象橡皮泥或生麵糰，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粘稠度。而且密度高，防水性能好，便於偽裝攜帶，容易捏成所需形狀，很適合特種作戰需要。不是有首兒歌這麼唱的：「塑性炸藥好，塑性炸藥好，塑性炸藥一出手，誰也別想跑。你一包，我一包，日本鬼子夾著尾巴逃跑了……」
有了塑性炸藥，抗團因此有了新的殺敵利器。而且在這次掃除毒害的行動中也有了新的方式，那就是效仿武松鴛鴦樓留言，也是學習後世恐怖分子每每聲稱對某起襲擊負責的做法，抗團在城內城外貼了不少告示，一是為擴大影響，二來也迎合了中國人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心理。
黃曆弄完手冊，又將注意力集中到了特務身上，正準備對蔣文忠實施最後的控制時，從天津傳來了最新的軍統指令。
「以上海地區為重點，建議各淪陷區都可量力而行，針對日本武裝官兵，給予嚴厲打擊，格殺勿論。建議包括以下三點：一、以身著軍服的日本軍人為格殺對象，不論其軍階高低、官職大小，無須事先奉准或報備，得手當場即幹掉；二、其執行地點，以日軍佔領區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為限；三、儘可能避免殃及我國居民的安全……」
「為了便於明了以及解答可能發生的一些疑問，對以上三點，再加以申述如下：以前，照規定，無論制裁任何人，包括敵軍在內，都必須事先奉准而後可；自本命令下達後，可以便宜行事先斬後奏，而實際上也非如此不可。試想，我們從外形中，頂多也只能辨識出日本軍人的兵種及官階，不可能得悉他們的職位與姓名，因為他們一律不佩戴符號或名牌。至於他們所負的任務為何，那就更無從得知了，又何況這種事情大部份都發生在臨時遭遇之際。另外，格殺日本兵而害了我們無辜同胞的事，過去已屢見不鮮，每逢一次行動破壞後，日軍總是封鎖現場，任意逮捕附近居民，除嚴刑拷問外，且肆意擄掠姦淫，無惡不作。其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因耳目眾多，或許還稍有顧忌，到了窮鄉僻壤，那就更為所欲為了。有鑒於此，所以我們諄諄告誡同志們：事先絕不利用居民的家屋作為掩蔽，事後則儘可能撤離出事現場，萬不可圖一時之安全，進入民宅躲藏。換句話說，寧肯多冒一點危險，也不要牽累了同胞。另外，格殺身著軍服的日本官兵，和在戰場上攻擊敵人一樣，旨在打擊敵軍士氣，消滅敵軍實力。其所以不殺穿便衣的，即使明知道他是日本軍人，我們也應以『解除武裝』視之。設如有一天日本軍人都不敢身著軍服到處橫行，魚肉國人，那就證明此一行動之奏效……」
命令是建議性的，因為抗團雖受軍統支持，但實際上卻並不屬於軍統，他們有相當的自由。但對於這個轉來的命令，抗團的幾個領導卻都興奮異常，摩拳擦掌。
大凡經歷了這幾年苦難的國人，如果天良猶在，又不太健忘的話，一定是記憶猶新，仇恨滿胸。而對於和敵寇短兵相接、不斷搏鬥的抗團，當然會更有切身之痛，也可以說是由於日軍的殘暴不仁而激發出來的仇恨。所以，抗團領導的心理反應是：如果可以不經奉准，便能徑自格殺日軍武裝官兵的話，他們都會爭先恐後的樂於執行此一任務，這太痛快了。
「我看各行動組應該全部出動，對在街上驕橫異常的日軍士兵予以格殺，甚至幾個行動組可以聯合行動，針對日本憲兵開展攻擊。」孫若愚使勁地一揮拳頭，表示出他心中的迫不及待。
李振英剛看指令時也漲紅了臉，但仔細思索過後，腦子裡並不全是興奮，而是對行動的利憋思考。他輕輕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我覺得還是不要通令所有各組一體遵照執行的好。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大家一齊單做這一項，而且有些小組的性能，並不適合參加這樣的行動。」
「別的組我不管，我們組肯定沒有問題。」馮運修搶先說道：「這個指令可以說是非常有意義，很值得一試。而且在執行上，也並不是太困難。而且犧牲小、威力大，對我們，特別是淪陷區的民心，都是一種鼓舞。」
「老三，你怎麼看？」李振英轉頭望著黃曆，想尋求他的支持。
黃曆淡淡一笑，說道：「行動肯定是要有的，我同意你的意見，只對幾個行動單位作選擇性的交代。畢竟這樣的事情沒有先例，執行後效果如何？各界對此的反應又如何？總要聽一聽，看一看，如果有什麼不當，也便於及時修正。」
雖然黃曆在有意淡出抗團的決策層，但他的意見還是很有分量。在明確表示了對李振英的支持後，其他人也覺得有道理，頭腦也漸漸冷靜下來。經過商議，行動先交由馮運修和孫若愚這兩組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