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後，在延安城外空曠無人的山坡上，吳銘和多蘿西在肩並肩邊走邊說著什麼。
這些日子，吳銘和多蘿西走過了陝北的很多地方，多蘿西的採訪筆記就有了好幾大本，但吳銘與她的觀察點卻不一樣，而且反覆跟多蘿西說過，要想超越她的前輩埃德加·斯諾，就要有一個全新的視角，寫出新穎的東西，否則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到達延安這些日子，吳銘見到了許許多多鮮活的歷史名人，每天陪著多蘿西採訪這個，採訪那個，但他卻很少發表自己的看法，也很少說話，只是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然後晚上躺下的時候拚命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偷偷地把它記錄下來。
連多蘿西也感覺到了他的異常，每次問及，吳銘都輕輕搖著頭，含笑不語。
「據我自己的感覺，毛澤東將會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多蘿西說道，並用探詢的目光瞅著吳銘。
吳銘微微一笑，說道：「你還算有眼光，毛先生將來必然是個大大的偉人。」
對歷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會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毛澤東的威信是從何而來的呢？首先是從軍隊和老百姓當中取得的。見過毛澤東的人很少不承認他的偉大。著名的愛國華僑資本家陳嘉庚訪問延安後嘆道「我原來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分子去了延安後個個被毛澤東所傾倒，連駐延安的美國觀察團的絕大部分成員也為毛澤東的魅力所征服，從而使他們失去美國政府的信任，回國後受到美國政府的迫害。
對毛的崇拜是歷史自然產生的。而且，樹立毛主席的權威也是當時革命鬥爭的需要，否則黨就沒有一個核心，無法凝聚黨心、民心。但是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鬥爭中自然產生的。我們知道，老百姓對當政者出自內心的歌功頌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罵當官的，就和我們現在這樣。
所以，取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不是那麼容易的。30年代初期在中央蘇區的時候，群眾集會就高喊：「保衛蘇維埃，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了，1935年到陝北後，就開始喊「毛主席萬歲」了，只不過沒有那麼普遍。
由於極度的個人崇拜，後來給中國造成了很大損失，這個教訓值得記取。但是不等於說毛澤東的威信是宣傳的結果，也不等於人民把毛澤東當作神，而是對領袖的熱愛。生活在那個時候的人會有更深的體會，對毛澤東的崇拜是有漫長的歷史和偉大的功勛作為基礎和積累的。
吳銘輕輕嘆了口氣，這是時代的選擇，這是歷史的註定，這也是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只能這樣認為，意識形態、思維觀念的不同，決定了這是一個必然。而在英國，二戰一結束，由於丘吉爾的權力與威望都達到了頂峰，英國人民唯恐他們的民主制度受到威脅，出現一位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強者，立刻毫不猶豫地將這位功臣趕下了台。而丘吉爾卻沒有中國人那種「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悲切與傷感，而是很開朗地說道：「看吧，這就是民主，我們一直在爭取的東西。」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決定了歷史的必然，不是一隻小小的蝴蝶扇扇翅膀便能改變的。
「抗日大學邀請我去作報告，這讓我很為難。」多蘿西繼續說道：「本來想此次延安之行會有所突破，沒想到還是走著埃德加的老路。還有你，說得好好的要幫我，可是最近一段時間你好象就長著眼睛和耳朵。」
「時間差不多了，你做完報告咱們就該走了。」吳銘對多蘿西的抱怨並不在意，「至於你做報告的內容，我想給你點提示，等回到國統區，我會實現自己的承諾，把我的看法和結論統統告訴你，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好啊，終於肯說出你的心裡話了。」多蘿西笑著說道。
「呵呵，看你說的，我早晚要把心裡話告訴你的，你就是太著急了。」吳銘笑道。
吳銘略整理了下思路，指了指旁邊一段枯木，兩個人坐了下來，他的眼神投向遠處的山谷，聲音變得凝重起來，「你的報告內容就以『內王外聖的危害』和『要法治不要人治』為中心吧，這對共產黨是有好處的，如果他們能聽從一些，甚至對中國也會有好處。」
「內王外聖？」多蘿西不解地問道：「我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
「用你們西方的話來說，就是魔鬼與天使並存，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吳銘撓了撓腦袋，盡量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解釋，「在中國的歷史中，這種現象實在是太多了，對內殘酷嚴苛，對外卻要裝出一副寬宏大度、澤被四海的虛偽形象，這不好，很不好。」
「對內是魔鬼，是鎮壓；對外是天使，是容讓。」多蘿西費力地想著字眼，「劉，你是不是對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有意見呀？」
1942年2月，毛澤東連續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說，標誌著全黨普遍整風的開始，由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具體主持其事，已經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苗頭。
「你還不笨嗎，竟然能聯想到這裡。不過，我確實有意見，對燒殺搶掠的日本畜牲尚且能容忍，對自己人太狠就真說不過去了。」吳銘笑了起來，「得了，這個報告就由咱倆合寫吧，反正也要經過審查才能講，就算在這不讓說，咱們拿到國統區去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