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短視的政治家和商人從雙邊關係著眼來看他們的問題：美國的商人為他們與日本之間的問題而著急，而日本的商人則擔心如何應付美國和歐洲政府和商界對他們的抱怨。
有一天我聽到一個笑話，說是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一起穿越叢林，當他們看到一頭饑餓的獅子朝他們跑來時，日本人馬上坐下來穿上他的跑鞋，美國人嘲笑道：「如果你認為你比獅子還跑得快，那麼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獅子跑得快，」日本人說，「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們面臨的獅子，也就是即將到來的危機，是全球性的，我們無法躲開這頭獅子。我相信世界經濟貿易體系處在一個巨大的危險之中，就特定的貿易和兩國之間的矛盾爭吵不休只會掩蓋住表面以下的真正問題。解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對我們一點用也沒有。
我相信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貨幣。為了在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經濟體系中進行經濟活動，就必須在合適的價格上做買賣。當然價格會受到供應和需求的影響。這就是自由經濟體系的簡單基礎。
如果我把價值一千日元的產品賣給美國或者英國的某個人，我希望獲得價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鎊。匯率必須公平，而且應該反映出不同國家的工業競爭力的相對水平，因為我認為工業實力才是衡量一個國家貨幣的價值的首要因素。
作為一個實業家，我知道競爭能力必須得以平衡，而匯率正好扮演著平衡機制的角色。一九四四年在布雷登森林會議上簽署的國際協議固定了匯率。匯率是根據當時和可預見的將來的經濟情況為基礎而確定下來的。戰爭剛剛結束時日本的匯率是三百六十日元等於一美元，儘管後來我們的工業競爭力大大提高，而這個匯率卻一直保持到了一九七一年。日元與其它貨幣相比估價偏低，例如，疲軟的日元相對非常堅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貨在美國比較便宜，它激勵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後導致有利於日本的巨額貿易不平衡。由於美元的堅挺，美國的出口產品非常昂貴。
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森將美元貶值，允許所有的貨幣，也包括日元，擺脫原有的固定匯率，實行自由浮動，當時日元對美元立即升值十五％。我想日元是應該適當地升值。事實上很多商人都認為浮動系統可能比固定匯率系統更加優越，因為它可以不斷地平衡各國的工業競爭能力。
高爾夫球賽中有一種給優者不利條件、給劣者有利條件以便取勝機會均等的規則，根據這個規則，每個運動員的實力與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匯率系統與這個規則相類似。每一年高爾夫運動員的均勝條件要根據其實力的變化進行調整。均勝條件從零到三十六點，在這個條件下運動員可能贏也可能輸，但他知道比賽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都是在這個公平的系統中打球。
我想，根據國際協議，浮動系統將受到監督，匯率不允許波動太大或者受到人為影響。我們沒有考慮在內的並不是產品的競爭力，而是貨幣的交易者，他們的活動會影響到世界各國的貨幣的價值。還沒有建立任何機構來監督這個系統，用一個比喻的說法，就是還沒有建立均勝條件。投機商們買進或者賣出貨幣時只有一個唯一的標準，那就是利潤。這就使得匯率不停地變動，但與工業競爭力一點關係也沒有。對於我們這些從事世界貿易的人來說，就好像一個霸王大搖大擺地走進高爾夫球場，每打一洞就把我們的均勝條件改變一次。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產品價格實際上並不由我們控制。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可以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好像我們對一台電視機的標價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鎊、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十股股票在你買電視機當天的標價。股票每天都在交易，於是價格不停地波動，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買東西呢？在這種情況下，誰又會製造東西呢？
對於實業家來說，貨幣是一種尺度，我們用它來衡量公司的經濟活動、固定資產、庫存，甚至人為努力的結果。當價格不再由產品的競爭力來決定，那麼我們對投資的信心就會不可避免地消失。經濟的基礎在於一個國家的工業，我對此深信不疑。為了進行明智的投資，我們必須能夠預測投資可能帶來的合理回報。如果我們無法預測這種回報，那就要靠靈敏的第六感或者頭腦發熱來進行投資了。到了這一步時，就不再會有人投資，工業也就崩潰了。一旦工業崩潰了，貨幣就失去了意義，那時甚至金融市場也會崩潰。
現在使我感到擔憂的是有些實業家也開始加入到貨幣交易的遊戲中去了。因為他們無法預測潛在投資的回報，很多實業家停止了對自己公司的投資，而將大量的能源、時間和金錢投入到企業吞並中。公司變成了交易、收買和賣出的商品。工業不應該扮演這種角色，而應該改進現有的產品並創造出新的產品。作為一個日本人來看待這種局面，我不相信在這樣的企業中工人還有很大的工作慾望。當經理們對相互吞並考慮得更多時，在這樣的環境中怎麼還能夠培養出忠誠的感情和和諧的生產力？前景不容樂觀。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不斷地大聲疾呼，我們需要一個建立在工業價值、而不是貨幣行情基礎之上的新匯率系統。
因為巨額的金錢聚集在石油輸出國的手中，所以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九年的石油危機對世界貨幣系統產生了猛烈的沖擊。在雷根主義的原則下，美國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貨膨脹。日本的大量現金以投資的形式流入美國，想尋求高利率帶來的好處。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現金湧入了美國。這使得美元更昂貴，而別的貨幣更便宜，美國政府可以加大開銷，當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債。世界範圍的貨幣遊戲正式開場了。
我在前面就已經寫到過，也許並沒有給與太多的同情，美國的商人做生意時總是必須牢記要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他們總是擔心，如果季度分紅沒有什麼改善他們的股票價格就會下跌。在這樣的氛圍中，對於利潤的追求越來越強烈時，經理們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徑去獲取利潤。於是出現了兩種危險：有些經理發現貨幣比貨物交易更容易賺大錢；另外一些人發現製造成本低廉的產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這樣做要把生產力轉移到國外去也在所不惜。
這種現象導致被我稱為「掏空美國工業」的結果。美國的工業設施正在減少，逐漸就會只剩下一個外殼，歐洲也是這樣。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很多人正在出口生產力。美國的摩托羅拉，德州儀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經將他們的生產設施轉移到了日本，或者在這裡增添了新的機器。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國人失去了就業機會，那個地區的國會議員抱怨日本人要對美國的就業率下降負責。一九八四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計算機出口公司。美國公司轉移到日本或從日本購買高技術零件的一個原因是他們需要高質量的、而不僅僅是廉價的勞動力，他們可以利用這裡的技術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們可以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找到所需的技術工人。利用我們的技術和長遠的經營原則，我們可以從當地公司迴避的地方賺到錢，因為他們總是要求迅速地、持續地盈利。
一九八五年秋天，我和日本經濟組織聯盟的主席稻山嘉寬一起去歐洲旅行，我們遇到很多歐洲人，他們吹噓說：「日本人沒有新主意。只有在歐洲，我們才會想出新主意。」我對一個這樣的人說：「不能因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噓。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別人也認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樣向工業界解釋這些主意。日本在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卻沒有，所以不要吹得太過份了。」
歐洲國家重視科學家，我們知道這一點。很多偉大的「美國」科學家的根在歐洲，甚至是在歐洲受的教育。這是美國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國和日本，同樣的重視卻給了工程師，他們把科學上的突破轉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歐洲國家出於虛榮的紳士派頭，在傳統上總是試圖迴避需要親自動手的工程學。歐洲的工程師長期以來被視為手藝人。只有美國和日本才承認他們的重要性。兩國的大學裡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後來日本比美國更加強調大學裡的工程研究，這與美國強調法律訴訟有關，美國的年青人現在對法律好像更感興趣。
如同我對犧牲貨物交易來發展貨幣交易的趨勢產生的擔心一樣，這種對滿足技術上的改進和生產新產品的需要所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也使我憂心忡忡。問題遠遠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價不合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一九八六年，美國參議員托馬斯．依格爾頓在東京美國商會的早餐會上發表了情緒激動的評論，回答了美國工業能力衰退的問題。依格爾頓說，美國必須保護和擴展它的工業，他發誓美國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個只有服務業的國家。參議員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糾正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否則美國就會採取保護主義。我很同情他的沮喪，可惜真正能夠幫助美國的更多地在於美國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產力和玩弄貨幣遊戲不能保證在美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