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時雖然只有很少的UHF電視台，但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卻要求所有的電視機除了有標準的VHF調諧器之外還必須裝上UHF調諧器，這使得我們很頭疼。我們製造好幾種型號的小電視機，包括有名的「大肚子」電視機（當時索尼公司請了曾撰文批評電視文化的評論家大宅壯一為這種電視機做廣告，廣告中大宅將這種小型電視機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觀看，以後很多人都把這種電視機稱作「大肚子」電視機——譯者），它是一種使用電池作為電源的微型電視，屏幕只有四英寸。在這樣小的電視機上除了標準的VHF撥盤之外還要加上一個UHF調諧器真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錢將會得不償失，因為可以收到的UHF電台太少了。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將所有的頻道全部放入一個電子撥盤中，所以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UHF的規定出台時，牛頓．米諾是FCC的主席，他對日本很感興趣，後來他參加了下田會議。當我經介紹與他見面時我說：「米諾先生，我不喜歡你。甚至在我們見面之前你就給我惹了不少的麻煩。」當然我是在開玩笑。他邀請我去做出解釋，我把前因後果都講給他聽。只到現在，他還經常對我提起當初我說過的玩笑話。總之，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我到華盛頓去介紹U-Matic磁帶錄影機時，我邀請米諾參加我們的聚會。他問我能不能帶一個朋友，當然我答應可以。他帶來的人是亨利．基辛格，當時他是白宮的政策顧問。米諾告訴我，這個基辛格將來會成為一個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約十五分鐘，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數年以後，他成為國務卿，我們在東京的一次招待會上再次相遇，他居然還能認出我，這使我深感榮幸。我以為他不認識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說：「嗨，盛田先生。」
此後日美間的貿易問題成了中心話題。由於日美之間雙邊貿易不平衡，在美國人們說了不少關於日本的壞話。有人說日本向美國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國人失去了工作。有些製造商抱怨說，他們不能參加這樣的競爭，日本市場對於他們的產品是關閉的。多數指責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責卻是真實的，我為貿易爭端對我們之間更為廣泛的關係產生的總體影響感到擔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貿易公司，我們一直積極地將外國產品引入日本。我們在國外的經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觀察什麼貨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勸告政府和行業協會，向他們講明增加進口和對外國貨開放日本市場的重要性。
在東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會上，我們走到接待室的一邊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對他講了我深信無疑的一些觀點：「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們日本人對美國有很深切的親近感。」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有這種感覺，所以說我們之間的戰爭是多麼地可悲，不能再讓它重演了。我現在認為美國人有時會錯誤地將朋友視為敵人。從根本上講，除了二戰的悲劇之外，一百多年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堅定不移的朋友。我們加入了強大的防衛條約。我們堅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國家的一邊，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健全的國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對太平洋和亞洲的安全做出了貢獻，而這對美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一直想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產主義進入亞洲。
「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時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共產主義和蘇聯是日本的主要危險。當時美國根本就沒有被認為可能成為敵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國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過去使我們成為敵人的同樣錯誤。」談到歷史時我提到美國的法律禁止日本對美國的移民，美國對日本貨徵收高額稅金，為了將日本趕出中國大陸，切斷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如果我們雙方沒有犯這些錯誤，也許共產主義今天在亞洲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勢力。
幾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基辛格對我們的談話印象深刻。從那以後，他頻繁訪日，我又見過他多次，所以有機會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與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會面。基辛格對日本的未來很感興趣，去年我們舉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會，邀請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這樣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來的領導人現在想些什麼。
作為日本的一個有關的公民和美國人的朋友，我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這樣一個想法，即這種雙邊關係太珍貴了，不能允許任何一方對它加以破壞。我還認識美國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舉幾個例子，賽魯斯．萬斯，當時他是國務卿，哈羅德．布朗，當時的國防部長，喬治．舒爾茨，在他擔任裡根政府的國務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國際委員會中的同事，我要對他們和對國會議員、參議員以及很多我認識的美國商界人士表明同樣的想法，對於我們兩國而言，這個賭注太大，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關係中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大洋兩岸的政治家們都要參加競選，他們無法忽視他們的選民。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時卻又是一個弱點，我們必須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業中的選民們將會抱怨，他們受到了進口貨的傷害，並要求保護，但是一旦加以保護，就很難再撤消了。我們知道這個情況，因為我們出口到美國將近四四％的貨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願」的，或者是通過定額和關稅。我發現大部分美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決自己推行的保護主義引起的貿易問題，開放經濟的各個方面，但農業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要設置貿易壁壘的。日本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到市場的自由化不僅僅是必要的，而且對日本自己也有好處。我們的保守主義以及唯恐受到傷害的過分謹慎和挑剔使得我們不能奮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別是在資本自由化這個方面。
但是步伐還是逐漸加快，現在美國和歐洲證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現在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廳裡，外國銀行在信託銀行業中賺了錢，慢慢地進入了日本財經活動的主流中。日元越來越多地作為一種國際貨幣，甚至當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們大多數保守的大臣和銀行家們感到著急時，就會產生進步的東西。當然，我們日本人對於美國八十年代初期經歷的那種大開放和具有先鋒精神的破除常規並無好感，當時銀行、儲蓄和貸款協會搞起了毫無節制的大勢宣傳，後來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動用公眾的錢來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我們對美國的過分延期信貸和巨額赤字也深感憂慮。
一個非常聰明的日本人曾經說過，如果一隻猴子從樹上掉下來，它可能摔得鼻青臉腫或者十分狼狽，但是它可以站起來，拍掉身上的塵土，仍然不失為一隻猴子。但是如果一個權力極大的政治家在競選中失敗，那麼他就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與別人一樣了。
任何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會自動地變得更加關注國內的情況，因為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必須忠實於他的選民，否則就會丟掉飯碗。所以說從政治的樹上摔下來是一場災難。美國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為他們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說他們自己的鈔票）著急，這一點都不奇怪。戰後我們的經濟和工業體系比我們預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設想，對於日本方面而言，盡可能地保護其成長的工業是正常的舉措，但是日本正在從保護主義的模式中走出來。
八十年代中期，正當新保護主義的話題回響在歐洲和美國時，日本加快了開放的步伐，日本原來的政策經常受到這種譴責。六十年代的十年裡，美國的經濟增長了二．五倍，但是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增長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種步伐已經平衡，現在日本已經達到了目的，儘管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是健康的，增長速度減慢了，但仍然令人滿意。我們的生產力仍然非常強盛，比大部分其它國家增長得更快。雖然我們慢慢地、越來越多地進入到服務業經濟中，我們的出口量還是與以前一樣多，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十三％至十五％。
正如我說過的，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所採取的步驟絕非易事。在我們的議會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來有很大的權力，因為他是執政的自民黨（LDP）的總裁，自民黨從一九五五年以來一直執掌政權，給我們帶來了政治上的穩定。首相在國際會議中發表聲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領導人那樣，他可以與世界上的其他的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與羅納德．雷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著良好的關係，但要真正兌現諾言卻比看上去的要難得多。
在中曾根向雷根總統承諾加快日本市場對外國貨的開放之後，他確實使日本和美國的懷疑者大吃一驚，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門的行動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提出了開放市場的進程表，包括降低關稅，結束非關稅壁壘，對外國賣主開放國有企業。因為維持日本國家機器運轉的正是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領導人，所以這些舉措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