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競爭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這是令人擔憂的。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一些手中握有權力的人相信國有制的公司生產的產品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歐洲的體系仍然普遍強調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他們熱衷於少數公司的襲斷，以便加以控制。但是這種做法不利於消費者和雇員。
在美國，他們鼓勵人們去冒險，他們可以提供冒險資金，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沒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無法自由地得到冒險資金，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結構，有辦法為自己的新項目籌資。這對小企業主不利，如同我們在四十年代東京通信工程公司時那樣的做法，他們必須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辦法。有些人現在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像我們這樣的高技術產業中，因為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所以現在這樣做更加困難了。雖然冒險資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銀行還是不願意把錢貸給無名小輩。
我們當初用那麼少的錢就開起了公司，真是太幸運了，而且我們還有幸聘請了眾多的知名顧問，他們帶來的潛在投資者提高了我們的商業信用程度。我們真正的資本是我們的知識、創造力和熱情，我相信，這些品質至今仍然很受歡迎。
令人感到高興和震驚的是中國在農業和一些服務性行業中開始理解自由的市場體制，並允許進行一些自由的市場競爭。蘇聯也不時地受到誘惑，想往他們的體制中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刺激，但是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對這件事卻非常認真。
一九七九年，我乘坐我們的獵鷹噴氣機飛往北京去訪問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幫助安排了與鄧的見面。我的訪問原定為「禮節性」的拜訪，與鄧的見面不打算公開。當時中國已經成為我們產品的長期客戶，在北京市中心的長安街王府井路口離北京飯店不遠的地方樹起了巨大的廣告牌，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的產品做廣告。除了會見政府官員，我還想去看看中國現代化的情況，特別是他們的電子工業。我到上海去，在那裡有機會參觀了一些工廠，與很多人交談，後來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樣。接待我的人聽說了最高領導想見我的消息之後都吃了一驚。
我與鄧小平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小時，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裡我們坐在厚厚的沙發上，大廳的天花板很高，牆上掛著中國壁畫。他對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時間裡取得的迅速發展提了很多問題，他想聽聽我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中國人開始找日本人在技術上幫忙。我對他坦誠地指出，新的現代化項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現象。我告訴他說：「您正在浪費大量的寶貴時間和金錢，我想您負擔不起這樣的浪費。」在一個小時內，用了兩名翻譯，我們討論了局勢，他主要讓我發表意見。他不太動聲色，但是就在我們討論時他命令電子工業部門的高級領導人以後與我再進行細談。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人的現代化運動充滿了熱情。他們的官僚和專家到日本、美國和歐洲去考察，購買成套設備和技術，這些設備只有技術工人才會使用，而中國非常缺乏技術工人。他們簽訂合同，建造工廠，但是他們甚至不能為這些工廠提供足夠的電力。更加糟糕的是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堅持要看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因此他們應該考慮建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日本訪問的中國人總是想看日本最自動化的工廠，最新的計算機系統。他們想買的東西很多，但是有些卻受到了明智的拒絕，因為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他們無法對付那些東西。不久以後，向中國出售機器和成套設備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責有「過量銷售」行為。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中國人堅持說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有時相互競爭的部或者部門在重複引進相同的設備時卻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對鄧很坦率。我告訴他，我在上海參觀了一家工廠，發現那裡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動錫焊機，沒有投入運行，因為它焊出的零件質量太差，根本無法使用。人們坐在組裝線旁抽煙和閒聊，沒事可幹，因為合適的零件不能按時交到他們那裡。在現代化的運動中，工程師和經理們沉溺於個人的興趣，所以他們想買機器或者成套設備，但並不去協調整個行業的活動來達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廠，我吃驚地看到一台嶄新的自動化機器正在為焊於電路板上的電線端頭剝除絕緣材。電線端頭剝皮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經濟。那台機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個班剝出的電線可以供全廠用一個月，這樣的機器不能幫助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中國沒有工程管理，在現代化的運動中他們從日本購買現成的設備生產彩色顯像管、集成電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卻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來對所有的工廠和設備進行協調。在設計產品時他們沒有充分地考慮當地的條件以及人們現在和將來的需要，而這些都是設計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據。
在這以後政府頒發了允許外國公司與中國國營企業合資辦廠的新法律。在合資法中他們聲稱準備承認私有制，允許向國外匯出「合理」數量的利潤，允許一部分外國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許外國人擔任最高管理職務。但是基本的問題是中國人對自由國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總是感到不自在，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例如在工資方面，他們單方面決定合資公司中工作的人應該比國營工廠中工作的中國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訴我，其理由是合資工廠要求工人比在國營企業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後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稱。我告訴他們，這種工資上的差別是錯誤的，合資公司的工資在剛開始的時候應該與國營公司一樣，只有在效率和生產力有了確切的改善之後才能增加工資。
他們希望把新工廠生產的用於國內市場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去賺取外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不用多說，這是一個基本的錯誤，然而他們對這個想法卻似乎相當認真。我指出，如果他們想為中國大眾製造消費品，那麼這些消費品就必須簡單、實用和便宜。他們必須對產品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地的條件，例如供電情況。另外，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他們的產品還必須非常結實，既能夠耐受某些地區的炎熱和高濕，又能夠耐受其它地區的乾燥和寒冷。我還說到他們的產品必須易於修理，因為一旦產品銷售分布廣闊，他們就必須要在地球的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氣力去建立服務網點。這意味著產品必須設計得經久耐用，在離開工廠前還要完美地通過可靠性試驗。如果他們真地想為人民服務，那麼質量管理就至關重要。但是在中國可靠性和經久耐用一直是個問題，產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談。
我最後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知道，這樣結實、簡單的產品在自由世界的發達市場上是絕對沒有競爭力的，那裡的消費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還告訴他們說：「如果你想在電子工業中賺取外匯，只有一條路可走。剛開始的時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礎上為外國公司組裝整機，在產品中加入你們廉價的勞動力。在同一個工廠中不可能既生產國內市場的產品又生產出口的產品。」
我佩服中國人的勇氣和決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學會了不少現代工業的知識，但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日本和歐洲的產品現在在中國有限區域的市場上展開競爭。不管是什麼產品，本地貨與進口貨在質量和設計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儘管中國貨已經有所改進，而且我相信還會變得更好。現在已經投產的合資企業正在生產外國人設計的產品，看來有所進展。很多日本和歐洲的公司為他們在中國紡織品貿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興，例如森花江、聖勞倫斯和皮爾。卡丹等公司。一九八五年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額已經達到四十億美元。
但是激勵日本人生產新型的更佳產品以及激勵大部分美國工商業界的競爭因素在當地的市場上還是沒有出現。沒有這種激勵，就很難發展起來。到了八十年代，服務行業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開辦自行車修理店或者茶館，這才給了人們一點通過競爭取得進步的意識。眾多的國營企業的控制大權從共產黨鐵腕領導人的手中交還給了職業管理人員，他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多少有些知識。也許競爭性正在得以恢復。在一些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形成了競爭的局面。重慶的一家軍工廠正在組裝雅馬哈的摩托車和摩托艇，另一家競爭對手卻在生產本田的產品，他們在國內長期的競爭竟被帶到了另一個國家。
一九七九年，由於引入了社會主義的市場機制，中國政府在農業領域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農村的發展政策還形成了勞動力向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平穩過渡。但是大型國營企業的現代化進程卻非常艱難，這個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後面。
中國之行並不是我第一次在共產黨國家看到工業企業。五年前我妻子和我應邀去過蘇聯。在我們動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勸良子和我要帶上瓶裝飲水、毛巾和衛生紙，因為他們聽說蘇聯的條件很艱苦。但是這個提醒一點沒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