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的公司還很小，但是我們認為日本是一個很大的、有潛在活力的市場，日本的工業家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日本的公司必須出口產品才能生存下去。我們除了人的能力之外沒有其它自然資源，日本別無出路。所以我們很自然地盯著國外市場。另一方面，隨著生意日益興旺，很明顯，如果不把目光轉向國際市場，就不可能把公司辦成井深和我當初所設想的那樣。我們要改變日本貨質量差的形象，而且我們推斷，如果要想出售質量好的高檔產品，就必須有一個寬裕的市場，也就是要找一個富有的、高品味的國家。今天，日本九九％的家庭都有彩色電視機，九八％的家庭有電冰箱和洗衣機，磁帶錄音機和立體聲音響系統的普及率在六十％和七十％之間。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也就是我們生產出袋裝式晶體管收音機之後的那一年，只有一％的日本人家裡有電視，五％有洗衣機，千分之二有電冰箱。可喜的是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日本的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兩位數的國民經濟總產值（GNP）增長率和低通貨膨脹率給消費支出帶來了很大的促進。很多人說，日本真正的戰後時期是從一九五五年開始的，正好在那一年我們向日本市場投入了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國家的GNP迅猛增長，增長率為十．八％。日本的家庭需要每一種商品，而且那時的存款利率很高，我記得曾超過二十％，所以人們買得起。由於國內市場的大好勢頭和迅速增長，再加上潛在的國際市場，我們的世界開始露出光明。
作為一家新公司，我們必須在日本的市場上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原來的老公司正在恢復生產，打出人們早已熟悉的牌子。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名牌。我們為此而推出新的產品，甚至還為它們編造了一些新名詞，例如「Tapecorder」【英語中tape（磁帶）與recorder（錄音機）兩個單詞的拼接——譯者】，但是後來發現這種創新也有不好的一面。當我們把第一台磁帶錄音機投入市場的時候，它在日本還不為人知。當然我們不能將「磁帶錄音機（taperecorder）」一詞註冊為已有，我們只好提出「Tapecorder」。因為市場上只有我們的產品，Tapecorder這個名字幾乎一夜之間就變得家喻戶曉了。後來，當我們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製造磁帶錄音機時，人們把所有廠家產的磁帶錄音機都叫作「Tapecorder」，這種現象是否值得慶賀，實在令人懷疑。從那以後，我們特意強調，在我們的產品上顯著地標明公司名稱，儘管我們仍然給一些產品創造新名字，像Walkman【英語中walk（步行）和man（人）兩個單詞的拼接，是SONY公司隨身聽放音機的名稱，在中國也常被人叫作「步行者」——譯者】就是一例，這樣一來，商標名稱，公司名稱和產品名稱就都很清楚了。
儘管五十年代後期日本正在逐漸富裕起來，我們還是很難籌措資金，必須依靠朋友和通過朋友的介紹，才找得到可能投資的人。在這方面，我們幸虧有個顧問委員會，他們起著真正的重要作用。他們會為我們引見我們自己無法找到的潛在投資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該委員會的主席是萬代順四郎，他是三井銀行的前任董事長，其他顧問中包括井深的岳父前田多門，他是前任內閣大臣；田島道治，他擔任過宮內廳長官；松谷輪，他曾在攝影化學實驗室僱用過井深，那時井深是第一次出來做事；當然，還有我的父親盛田久左衛門。
顧問們推薦的可能投資的實業家中有一位是石阪泰造，他後來擔任了日本經濟團體聯盟（經團聯）的首領。井深和我去拜訪過他，並說服他對我們公司投資，但數月之後，三井銀行請他去當東京芝浦電氣公司（東芝）的總裁，因為那裡遇到了財政和勞動力方面的麻煩。當時戰後的反托拉斯法已經生效，所以他覺得儘管東芝是個龐大的公司，索尼是個很小的公司，他還是不能在另一家生產同樣產品的公司裡持有股份。他把他的股份給了他的女兒友子。東芝生產出自己的晶體管收音機的時候，當然比我們公司晚得多，他勸女兒賣掉了手上的股票。他告訴她，沒有一個小公司能與日本的電氣工業巨人競爭，現在這些大公司也開始生產同樣的產品了。石澤的女兒是生活在我周圍的好朋友，她經常開玩笑地說：「我父親是個成功的實業家，也是經團聯中的巨頭人物，但他不懂怎樣為自己賺錢。」她是一個孝順的女兒，真地照父親的勸導賣掉了SONY的股票。她失去一個發財的機會。
萬代，我們的董事長，是日本的一位大銀行家。他戰前是三井銀行的首領，那時在銀行職員的眼裡他仍然具有神一樣的地位。和其他與老財團有關係的財閥一樣，他也被佔領當局清洗了。我們因為有了他而感到幸運。三井銀行從一開始就很幫忙，但井深和我有一段時間裡卻很難從那裡貸到更多的款。有一天萬代帶井深和我去三井銀行與銀行的負責人談起我們的公司。我們一直很想出售股票，我們希望萬代能向銀行說明這個情況。當我們去拜訪時，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萬代竟用命令的口氣告訴每個人說：「我的公司已經決定增加股份，我可以安排你們都買一些。」這簡直就是一道命令，從一個大人物的口裡說出。後來銀行的幾位負責人都告訴我，為了買我們的股票，他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湊足了錢。他們覺得必須買，因為萬代實際上已經下了命令。但我至今還沒發現有人後悔。當年買了我們股票的，有幾個人發了大財，僅據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很快就用他早期的分紅蓋起了房子。
我們幹得很順利，但要想在日本建立起自己的名聲，那還要通過激烈的競爭。而且日本人一旦相信一種牌子的商品，就會成為那種商品的忠實用戶。但在國外大家卻站在同樣的基礎上，也許我們比別的公司還好一點。日本的消費品在戰前實際上無人知曉。任何印有「MadeinJapan」的商品在戰前運到國外去時都給人留下了質量極差的印象。我聽說，在美國和歐洲很多人對日本的了解僅僅限於紙傘、和服、玩具和其它的便宜貨。在選擇公司的名稱時，我們並沒有故意地隱藏我們的身份，而且按照國際規則還必須說明產品的原產國名，但是我們也確實不想對此加以強調，怕的是在能夠展示我們的產品質量之前就被人拒之門外了。剛開始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我們總是把產品上「Made in Japan」這一行字印得盡可能地小，有一次因為太小了，美國海關逼著我們把它重新印大。
我從早期試著推銷磁帶錄音機的經驗中意識到市場實際上就是一種交流。在日本的消費品分銷傳統系統中，製造商與消費者之間是相互隔開的，絕不可能交流。產品要經過第一、第二甚至第三個批發商才能到達零售商的手裡，製造者與最終的用戶之間隔著一層又一層的中間人。這種分銷系統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它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是代價太大，而且效率也低。每過一道手，價錢就要上漲一次，有些中間人甚至根本就沒看到貨。也許這種系統對日用品和低技術的東西是合適的，但我們一開始就意識到它不能滿足我們公司和公司的高技術新產品。第三或第四道轉批商簡直不可能再對我們的產品和想法有興趣和熱情。我們必須教會用戶如何使用我們的產品。要是這樣做，我們就必須建立自己的渠道，以自己的方式把產品推向市場。
我們推出了很多產品，這些產品以前市場上從來沒見過，實際上也沒人製造過，例如晶體管收音機和固態個人電視機，我們開始享有領導新潮流的聲譽。有些人把我們叫作電子工業的試驗白鼠。如果我們生產出一種新產品，同行裡的巨頭們就會等著看我們的產品是否會成功。如果果然成功，他們就會向市場上推出大量的相同產品，佔盡我們努力的結果。很多年裡情況就是這樣。我們總是首先出場。我們的大部分主要產品都是這樣的，從小型固態收音機、晶體管電視機（第一台就是我們生產的）直到今天的隨身聽立體聲放音機（Walkman）、隨身看手持式平面電視機（Watchman）以及隨身聽CD放音機（Discman）。我們把立體聲引入日本；我們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家用錄影機；發明了單槍三束彩顯系統，這是一種將彩色圖像投射到電視顯示屏上的新方法；我們改進了計算機的3．5英寸軟盤，就這個尺寸而言，它是世界上存儲量最大的軟盤。我們的手持式攝影機和小型放像機給全世界的電視新聞採集和播放帶來了一場革命。我們首創了瑪維卡無膠片照相機和光碟系統，還發明了8mm錄影帶。這裡僅僅只是把我們完成的業績中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小部分列舉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成功記錄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當我們開發出一種產品投入市場後，我們的競爭對手就會採取小心謹慎的等待和觀望態度。早期的時候，我們經常在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獨佔市場，然後其他競爭者才會相信新產品是成功的。我們賺了大筆的錢，整個市場都是我們的。但是當我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成功，業績越來越明顯時，其他人在投入進來之前的等待時間就越變越短。現在我們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