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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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有人要我就遠征提供成熟的判斷，但在我們都還離事件太近時，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方面，阿孟森直直朝那兒走去，率先抵達，未損一兵一卒回來，做的都是極地探險的日常工作，沒多給自己和手下人馬壓力。另一方面，我們的遠征冒著駭人的風險，展現蔚為奇觀的超人耐力，獲致不朽的名聲，被引為莊嚴大教堂的佈道內容，刻成公共雕像來景仰，但抵達南極卻發現我們可怕的旅程根本是多此一舉，徒然讓我們的最佳隊員死在冰上。忽略兩者的對比，或撰寫一本書卻不將此一遠征斥為浪費時間，都未免可笑。
契瑞葛拉德《世上最糟的旅程》
Apsley Cherry—Garrard，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司各特一九一二年慘敗的南極遠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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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星期一早晨，我抵達昆布冰瀑底，走下最後一道斜坡，發現澤林、柯特和卡洛琳在冰河邊緣等我。柯特遞給我一罐啤酒，卡洛琳在上前擁抱我，等我回過神來，我已坐在冰上，雙手掩面，熱淚留下臉頰，像我這輩子從沒哭過那樣痛哭失聲。現在安全了，前幾天沉重的壓力已經卸下，我開始為喪生的夥伴痛哭，為自己還活著而感激痛哭，也為自己存活別人卻送了命而崩潰痛哭。
星期二下午，貝德曼在山痴隊的營地主持追悼儀式。江布的父親薩迦是喇嘛，他在鐵灰色的天空下焚燒檀香，朗誦佛經。貝德曼說了幾句話，柯特發了言，波克里夫也為費雪的死亡哀悼。我站起來，結結巴巴追憶韓森。彼得想給大家打氣，勸我們向前看，不要回顧。但儀式結束後，大家解散各自回帳篷，喪禮的氣氛仍陰森森籠罩著整個基地營。
第二天大清早，一架直升機飛來載夏洛蒂和葛倫，兩人都雙腳凍傷，需要立刻醫治。塔斯克是醫生，也搭上同一架飛機照顧兩人。正午前不久，我和卡西斯克、赫奇森、費許貝克及卡洛琳走出基地營，動身返鄉，海倫和柯特則留下來監督冒險顧問隊的營地拆卸。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我們搭直升機由佛麗埼飛往南崎巴札上方不遠的香波埼村。我們走過泥土停機坪等著轉機前往加德滿都的時候，三位面色慘白的日本男性朝我們走來。第一位自稱貫田宗男（傑出的喜馬拉雅登山家，兩度登上聖母峰頂），客客氣氣說明他正為另外兩人擔任嚮導和通譯，並介紹兩人是難波康子的丈夫難波賢一和她的哥哥田中壯一。接下來四十五分鐘他們問了好多問題，大部分我都無法回答。
那時康子的死訊已是全日本的頭條新聞。確實，五月十二日，康子在南坳死亡還二十四小時，一架直升機就已降落在基地營中間，送來兩位戴著氧氣罩的日本記者。他們一看到人（首先見到的是美國人達斯內），馬上過去搭訕，追問康子的訊息。四天後的今天，貫田宗男提醒我們加德滿都也有一群同樣窮追不捨的報社和電視記者等著我們。
那天下午稍晚我們擠上一架Mi—17大型直升機，飛過雲層的一道缺口。一個鐘頭後，直升機在特裡布萬國際機場降落，我們踏出機門，立刻陷入密密麻麻的麥克風和電視攝影機陣中。身為新聞從業員，我發現從另一方的角度來體驗事情很發人深省。成群的記者大抵是日本人，他們想要一份條理分明且充斥著反派和英雄的災難報導。可是我所目睹的混亂和苦痛不容易三言兩語報出重點。我在柏油碎石地被拷問二十分鐘，幸虧美國大使館領事出面解圍，把我送到迦樓羅旅社。
接著是更難熬的訪問，先是面對其他記者，然後是幾位橫眉豎目的觀光部官員。星期五傍晚，我穿過加德滿都塔美爾區的巷弄，想躲避愈來愈深的沮喪。我將大把盧比遞給一名骨瘦如柴的尼泊爾少年，接過一個刻有老虎紋章的小紙包。
回到旅社後我打開紙包，把裡面的東西揉在一張香菸紙上。淺綠的嫩芽黏乎乎沾著樹脂，發出熟爛水果的香味。我捲了一枝大麻菸，全部抽光，第二根捲得胖胖的，幾乎抽掉一半，覺得天旋地轉，才把菸按熄。
我赤裸裸躺在床上聽夜晚的音籟飄進敞開的窗口。黃包車的鈴聲跟汽車喇叭聲、街頭小販的叫賣聲、女人的笑聲、附近酒吧的音樂聲交雜在一起。我仰面躺著，迷醉得動不了，閉上眼睛，任由季風前濕黏的暑氣像香油般覆蓋全身，覺得自己彷彿要融入床墊。霓虹光裡一列精心蝕刻的風車和大鼻子卡通人物漂過我的眼簾。
我側轉腦袋，耳朵挨到一塊濕濕的地方，那是眼淚，我突然發現眼淚正流下面頰，沾濕了床單。我覺得一陣汩汩流動、鼓脹的痛苦和羞愧的浪濤由身心深處順著脊骨往上湧。涕泗由口鼻不斷湧出，我一陣又一陣，哭得傷心欲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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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我搭飛機回美國，拎著兩袋韓森的東西要還給愛他的親友。他的孩子安姬和傑米、他的女朋友瑪麗及其他朋友和親人在西雅圖機場接我。看到他們的眼淚，我完全不知所措，無能為力。
我吸入帶有潮水味的濃重海洋空氣，為西雅圖春天的豐饒多產而驚嘆，此生第一次如此欣賞這座城市潮濕、長滿青苔的美姿。琳達和我試著慢慢重新認識彼此。我在尼泊爾瘦掉的十一公斤很快就胖回來。陪妻子吃早餐，看夕陽在普捷灣落下，半夜起床赤腳走到溫暖的浴室……這些尋常的家居情趣帶來一陣陣近乎狂喜的快樂。但這些時刻被聖母峰投下的長影沖淡了，縱使日月遷移，那道暗影並未褪去多少。
我受愧疚煎熬，遲遲不敢打電話給哈里斯的伴侶費歐娜和霍爾的太太簡，最後她們從紐西蘭打電話給我。在電話中，我竟說不出什麼話來減輕費歐娜的憤怒與困惑，跟簡交談則反倒是她安慰我，而反不是我安慰她。
我向來知道登山這項愛好是拿命在玩。我同意危險是這項活動的主要成分——沒了危險，登山跟其他成千上百種瑣碎的消遣就沒什麼不同了。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
不過我探訪喜馬拉雅山之前從未近距離目睹死亡。該死的，到聖母峰之前我連喪禮都沒參加過。死亡始終是假設的概念，是抽象思索的念頭。這份得天獨厚的天真遲早會被奪走，但事情終於發生時，由於死者實在太多，震撼遂擴大了好多倍。一九九六年春天，聖母峰一共奪走十二條人命，從七十五年前人類第一次踏上峰頂至今，這是死傷最慘重的登山季1。
注1：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聖母峰出現一場更大的山難：昆布冰瀑發生重大雪崩，奪走至少十二條人命，全為雪巴人。編注
霍爾遠征隊有六人登頂，只有我和葛倫生還下山，四位曾跟我一起笑、嘔吐、親密交談良久的隊友喪失了性命。哈里斯的死亡跟我的行動（或說未能採取行動）有直接關係。康子躺在南坳奄奄一息的時候，我離她只有三百多公尺，卻縮在帳篷內，對她的掙扎一無所知，只關心自己的安危。我良心上的烙痕絕不是幾個月的哀悼和歉疚自責所能沖淡的。
克里夫的住處離我家不遠，我終於對他說出我耿耿於懷的不安。他說他也為這麼多人喪命而難過，但他不像我，他沒有「生還者的歉疚」。他解釋說：「那夜在南坳，我用一切資源救自己和身邊的人。等我們回到帳篷，我已經什麼都不剩了。我凍傷一隻眼角膜，等於全盲。我體溫過低、陷入譫妄、忍不住一直發抖。康子喪命雖然讓人難受，但我已經能夠平靜面對，因為我深知我再做什麼都救不了她。你別這樣苛責自己。那場暴風雪太可怕。以你當時的處境，你又能為她做什麼呢？」
也許什麼都做不了，我同意。但我跟克里夫不同，我無法確定。他口中的平靜令人羨慕，我卻苦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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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許多隻具起碼資格的登山者湧到聖母峰，很多人認為這麼大的悲劇早就該發生了。可是誰都沒想到霍爾領軍的遠征隊會成為山難的核心。霍爾的山上作業最嚴謹最安全，沒有人勝過他。他有條不紊，精心制定了井井有序的系統，按理說應該能防止這樣的災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事要怎麼向死者所愛的親友、向磨刀霍霍的大眾解釋？
可能是過分自傲吧。不論登山者的能力是強是弱，霍爾都能游刃有餘地帶著他們上下聖母峰，也許因此變得有些自負。他不止一次自誇只要尚稱健壯的人，他都有辦法弄上峰頂，他的紀錄也印證了這個說法。同時，他也展現了逢凶化吉的驚人能力。
以一九九五年為例，霍爾和旗下的嚮導不但得在山峰高處處理韓森的問題，另一位客戶香妲是法國名登山家，已經第七次不戴氧氣罩攻聖母峰，結果卻體力不支倒地，他們也必須設法處理。香妲女士在標高八七四八公尺處昏迷不省人事，照柯特的說法，她「就像一袋馬鈴薯」，必須由人一路從南峰拖拉或扛下南坳。攻頂之後每個人都生還，霍爾可能以為他幾乎沒有應付不來的事。
不過，九六年之前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