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365公尺，1996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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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登山魅力在於簡化人際關係、（像戰爭一般）將友誼濃縮為溫和的互動，以「他者」（高山、挑戰）來取代人際關係本身？冒險、堅強、無拘無束流浪等，正是我們文化內建的舒適和便利所不可或缺的解毒劑，若探究此中奧祕，真正的內情也許是幼稚，不願正視衰老、別人的缺失、人際責任、各種弱點、平凡緩慢的生命歷程等等……
頂尖的登山家……可以深深被打動，甚至感傷，但只對可敬的殉山戰友如此。布爾（Hermann Buhl）、哈林（John HarIin）、邦納提（Walter Bonatti）、邦寧頓（ChristianBonington）和哈斯頓（Dougal Hasten）等人的作品中有一股調調非常相似的冷酷，高明帶來的冷酷。也許極致的登山就該達到哈斯頓那樣的境地吧，也就是「任何一件事出錯，都將是生死決戰。若你的訓練夠好，就能倖存，否則，大自然會要你付出代價。」
霍爾茲《起疑的時刻》
David Roberts，Moments of 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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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六日凌晨四點半，我們離開基地營，出發攻頂。聖母峰頂離這兒垂直距離足足有三公里餘，似乎遙不可及，我盡量只想著當天的目的地——二號營。當第一道陽光照上冰河我已置身標高六〇九六公尺的西冰斗深處，慶幸昆布冰瀑已在我腳下，我只需在最後一次下山時再走一回就行了。
每次我穿過西冰斗都飽受炎熱折磨，這趟也不例外。我跟哈里斯打頭陣，不斷在帽子下面塞雪，以雙腿和肺部所能允許的最高速度前進，希望能盡快走到帳篷乘涼，不要先被太陽輻射打垮。早晨一分一秒過去，豔陽高照，我的腦袋開始怦怦作響，舌頭腫得太厲害，以致難以用嘴巴呼吸。我發覺自己愈來愈難清晰思考。
早晨十點半，我和哈里斯拖著沉重腳步走進二號營。我一口氣喝下兩公升運動飲料，恢復了平衡。哈里斯問道：「終於上路攻頂了，感覺很棒，是吧？」遠征期間他大多為各種疾所苦，此時體力終於恢復了。他是耐性驚人的天才教練，通常奉命押隊，照顧腳程比較慢的客戶，但今天早上霍爾放任他自由走動，他興奮極了。哈里斯身為隊上的新進嚮導，且是唯一沒上過聖母峰的嚮導，正急著向身經百戰的同事證明自己。他仰望頂峰，咧嘴笑著對我說，「我想我們真的能把這座大渾球幹掉。」
稍後，二十九歲的瑞典獨攀者克羅普經過二號營，正要下到基地營，看來筋疲力竭。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他騎一輛訂製的自行車離開斯德哥爾摩，車上載著超過一百公斤的裝備，打算從零海拔的瑞典往返聖母峰頂，不靠雪巴人也不用筒裝氧氣。這是野心極大的目標，不過克羅普有實現的條件：他遠征過喜馬拉雅山六次，且曾單獨登上布洛德峰、卓奧友峰和K2。
他騎了近一萬公里到加德滿都，途中在羅馬尼亞遭學童搶劫、在巴基斯坦受民眾攻擊。在伊朗，有個憤怒的機車騎士拿球棒痛打他的腦袋，把棒子都打斷了，幸好他戴了頭盔。他在四月初帶著一支攝影隊安然無恙抵達聖母峰山腳後，立刻開始爬較矮的山峰，設法適應高度，然後在五月一日離開基地營向山頂進發。
克羅普在星期四下午抵達南坳上標高七九二五公尺的高山營地，午夜一過就出發攻頂。基地營每個人都整天守著無線電，焦急等候他行進的訊息。海倫在我們的餐廳帳內掛出一塊告示牌，寫著：「前進，克羅普，前進！」
幾個月來峰頂頭一次平靜無風，但高山積雪深達大腿，只能一步步慢慢走，非常累人。克羅普不屈不撓穿過積雪往前推進，星期四下午兩點抵達南峰下面標高八七四八公尺處。儘管只要再爬六十分鐘就可以抵達峰頂，但他深信自己若再往上攀，一定累得無法安全下山，所以決定折返。
五月六日克羅普在下山時經過二號營，霍爾搖頭沉思道，「離峰頂這麼近卻掉頭折回……可見年輕的克羅普判斷力好得不可思議。我真佩服，比他繼續攀爬、成功登頂更佩服。」一個月來，霍爾一再向我們宣告訂好折返時刻有多麼重要。我們的折回時間是下午一點左右，最遲不超過兩點，無論離峰頂多麼近，都得遵守這個時間。霍爾說：「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隨便什麼白癡都可以登頂。我們的目標是要活著下山。」
霍爾隨和的外表下隱藏著強烈的成功欲，對他來說，「成功」很簡單，就是盡量多帶幾位客戶登頂。為了確保成功，他一絲不苟地注意細節，包括雪巴人的健康、太陽能電力系統的效能、客戶的冰爪尖不尖等等。霍爾喜歡當嚮導，包括希拉瑞爵士在內的某些著名登山家不了解當嚮導有多困難，沒給這項專業應得的尊重，他覺得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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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宣布五月七日星期二休息，於是我們很晚起床，坐在二號營附近，懷著緊張的企盼鬧烘烘談論迫在眉睫的攻頂。我撫弄冰爪和其他裝備，試著讀一本希亞森（Carl Hiaasen）的平裝書，但心裡念念不忘登山，老是瀏覽同一兩個句子，根本沒讀進什麼字。
最後我放下書本，替韓森拍了幾張照片——他手裡拿著肯特鎮學童要他帶上峰頂的旗幟，在鏡頭前擺出姿勢。我還向他詳細打聽攻頂難不難，他前一年才爬過，記得很清楚。他皺眉說：「等我們到了峰頂，我保證你變成一條蟲。」儘管韓森的喉嚨還有毛病，體力也似乎不佳，但他一心想參加攻頂。他說得沒錯，「我不能在現在放棄，我為這座山付出太多了，多到我要拚全力一搏才甘心。」
那天下午費雪很晚才繃著下巴穿過我們的營地走回自己的帳篷，腳步慢得一點都不像他。他通常總能不屈不撓維持樂觀的態度，總是說：「垂頭喪氣可上不了峰頂，只要我們還在這兒一天，就不如快活一天。」但此時他似乎一點也不快樂，反而看起很焦慮，而且非常疲乏。
他鼓勵客戶在適應高度的期間獨立上下山，結果好幾位客戶出現狀況，需要人護送下山，他只得在基地營和更高的營地間多次倉促奔走。他已經專程爬了幾趟，去幫麥德森、彼得和克魯斯。而在今天這麼要緊、極需休息的日子，他竟被迫倉促往返二號營和基地營之間，在好友克魯斯高山腦水腫復發時回來相救。
前一天費雪比客戶還要早從基地營出發，中午左右抵達二號營，正好在我和哈里斯後面。他指示嚮導波克里夫押隊，不要離隊員太遠，好留意每一個人。但波克里夫不理會費雪的指示，他沒跟全隊一起攀爬，反而睡到很晚才起床淋浴，比最後一批客戶晚五小時離開基地營，所以當克魯斯頭痛欲裂病倒在標高六〇九六公尺處時，波克里夫根本不在附近。克魯斯的病情是由攀爬西冰斗的山友傳到二號營，費雪和貝德曼只得立刻趕下來處理危機。
費雪趕到克魯斯身邊，千辛萬苦把他扶回基地營，不久之後他們在冰瀑頂遇到獨攀的波克里夫，費雪厲聲指責他逃避責任。克魯斯回顧道：「是的，費雪狠狠颳了波克里夫一頓。他質問他為什麼落後這麼遠，為什麼不隨隊攀爬？」
根據克魯斯和費雪隊上其他客戶的說法，遠征期間費雪和波克里夫的緊張衝突不斷升高。費雪付給波克里夫二萬五千美元，就聖母峰嚮導而言是無比慷慨的數目（其他高山嚮導的酬勞在一萬美元到一萬五千美元之間，老練的登山雪巴只拿一千四百到二千五百美元），而波克里夫的表現並不符合他的期望。克魯斯解釋說，「波克里夫很強壯，技術很高，社交技巧卻很差。他不留意別人。他就是沒有團隊精神。稍早我曾跟費雪說在高山上我可不希望跟著他，因為我懷疑重大時刻能不能依靠他。」
問題是，波克里夫對責任的認知跟費雪並不一致。身為俄國人，波克里夫在強悍、自負、艱苦耐勞的登山文化中成長，不主張呵護弱者。在東歐的訓練中，嚮導的功能更像雪巴人，負責搬運東西、架固安繩、建立路線，而不太像守護者。波克里夫體型高大，金髮碧眼，有斯拉夫民族的俊美五官。他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海拔登山家，有二十年的喜馬拉雅山經驗，包括兩次無氧登上聖母峰。在顯赫的登山生涯中，他對於高山的攀登之道提出了許多非正統、堅定的意見。他直言不諱，認為嚮導不該嬌慣客戶，並跟我說：「如果客戶不靠嚮導大力幫忙就登不上聖母峰，這個客戶就不該上山，否則在高山上可能會出大問題。」
但費雪卻為波克里夫不肯或無能扮演西方傳統中習見的嚮導角色而怒不可遏，而且，這麼一來，他和貝德曼就被迫負起更多管理照顧登山隊的責任。到了五月的第一個禮拜，吃重的工作已令他的健康敲出響亮的警訊。五月六日傍晚，他帶著生病的克魯斯抵達基地營，之後打了兩通衛星電話到西雅圖，向事業合夥人凱倫和公關珍1猛烈抱怨波克里夫主觀太強。兩位女性都沒想到這是她們跟費雪的最後一次談話。
注1珍在四月中離開基地營，回到西雅圖，從那邊繼續為＜線上戶外＞拍出費雪遠征隊的網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