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5944公尺，1996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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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享受」的一般字義，我懷疑世上沒有人會自稱享受高海拔生活。奮力登高會有某種倔強的滿足感，再慢都無所謂，可是登山者大部分的時間必須在高山營地的髒亂中度過，這時候，連攀登的慰藉都找不到。抽菸不可能，吃東西想吐。為了把負重降到最低，除了罐頭上的標籤外，文字作品一概不準帶。沙丁魚油、煉乳和糖漿濺得到處都是。除了幾個短暫的片刻（偏偏那時候我們又沒心情享受美景），眼前所見只是帳篷內令人沮喪的混亂和同伴脫皮、滿臉鬍鬚的面孔，所幸他窒悶的呼吸往往被風聲淹沒。最慘的是完全無能、無法應付任何潛在危機的感覺。一年前光是想到要參加這趟冒險就能叫我激動不已，簡直像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我常回顧當時的陶醉來求取慰藉。不過高海拔對身體和心靈都有影響，人的智能會變得遲鈍、不靈敏，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完成討厭的任務，回到山下氣候比較合理的地方。
席普頓《那座山上》
Eric Shjpton，Upon That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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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基地營休息了兩天，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一早摸黑往冰瀑攀爬，再度進行高度適應。我緊張兮兮穿過冰凍、嘎嘎呻吟的凌亂冰面，發覺我呼吸不像第一次上冰河時那麼吃力了。我的身體已開始適應高度。不過，我仍然怕冰塔倒下來壓碎我，恐懼絲毫未減。
我真希望五七九一公尺處懸垂的大冰塔如今已倒塌——費雪隊上有個詼諧的傢伙將之稱為「捕鼠器」。可是冰塔仍立在那兒搖搖欲墜，比上回更傾斜。我衝過去攀離冰塔的陰影，心血管流量再次達到安全極限，到達塔顛之後，我再次跪倒在地，張口喘氣，因為血管裡有太多腎上腺素而抖個不停。
做第一次高度適應時，我們在一號營逗留不到一小時就回基地營，這次不一樣，霍爾要我們週二和週三在一號營過夜，然後繼續走到二號營，在二號營住三晚再掉頭下山。
早上九點鐘我抵達一號營，我們的登山雪巴頭1多吉2正在凍硬的雪坡上挖平臺讓我們搭帳篷。他二十九歲，體型削瘦，五官細緻，生性害羞又憂鬱，體力卻大得驚人。我一面等隊友抵達，一面拿起備用鏟子，協助他挖地。挖了幾分鐘我已筋疲力盡，只好坐下來休息，惹得雪巴人捧腹大笑。他挖苦道：「強，你是不是不舒服？這只是一號營，才六千公尺高。這裡的空氣還很濃。」
注1：霍爾隊上有個基地營雪巴頭，名叫澤林，負責管理隊上所雇的全體雪巴人。登山頭多吉聽澤林指揮，但雪巴人離開基地營往上爬的時候多吉可以管登山雪巴。作者注
注2：請勿和南非隊的同名雪巴人搞混。多吉、潘巴、拉克帕、澤林、托普契、達瓦、尼瑪、帕桑都是常見的雪巴名字。一九九六年聖母峰上至少有兩個以上的雪巴人共用上述每一個名字，經常造成混淆。作者注
多吉來自標高三九六二公尺的潘坡崎，村落裡只有幾棟石牆屋和緊貼著崎嶇山坡的馬鈴薯梯田。他父親是受人敬重的雪巴登山好手，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基本的登山常識，讓他擁有賺錢謀生的技巧。多吉十來歲的時候，父親因白內障而失明，他只好輟學賺錢養家。
一九八四年他為一群西方健行客當炊事僮，引起一對加拿大情侶波德和尼爾遜的注意。依照波德的說法，「我想念我的小孩，我跟多吉混熟之後，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大兒子。多吉聰明、很投入、熱中於學習，盡責得幾乎有點過分。他扛著一大堆東西，在高海拔地區天天流鼻血。我很留意他。」
波德女士和尼爾遜先生徵求多吉母親的同意，開始資助多吉回學校念書。「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入學考試（報考希拉瑞爵士在昆布設立的地區初級學校）。他身材很小，還沒到青春期。我們跟校長和四個老師擠在一個小房間。口試時多吉站在中間，雙膝顫抖，努力回想他以前學過的東西。我們都費盡心血……但校方收他的條件是他必須跟低年級的小孩子坐在一起。」
多吉成績很好，完成了相等於八年級的教育後才離開學校回登山和健行業工作。波德女士和尼爾遜先生回到昆布好幾次，親眼目睹他長大。波德回憶道，「他生平第一次有了好伙食，開始長高長壯。他在加德滿都的游泳池學會游泳，興高采烈向我們報告。他在二十五歲左右學會騎腳踏車，還短暫迷上瑪丹娜的音樂。當他頭一次送我們一條精挑細選的西藏地毯當禮物時，我們知道他真的長大了。他想當施者而非受者。」
多吉健壯又機智的名聲在西方登山客之間傳開後，晉升為雪巴頭，一九九二年在聖母峰為霍爾工作。一九九六年霍爾的遠征隊動身前，多吉已登頂三次。霍爾以敬重又親暱的口吻稱他為「我的主力」，而且好幾次提到他認為多吉的角色攸關我們遠征隊的成敗。
當我的最後一批隊友走進一號營時，已是豔陽高照，不過中午有一道高高的卷雲由南面飄來，三點時密雲盤桓在冰河上空，雪片劈哩啪啦打著帳篷。風雪颳了一整夜，早上我爬出韓森跟我共用的帳篷，冰河已鋪上幾十公分厚的新雪。陣陣崩雪隆隆從上方的陡壁滾落，不過我們的營地很安全，雪塊滾不到這邊。
四月十八日星期四破曉時分，天空已放晴，我們收拾好東西，往六公里半外高出五百多公尺的二號營進發。路線沿著西冰斗的緩坡上行，這是地球上最高的方型峽谷，也可以說是聖母峰山群的心臟被昆布冰河鑿出的一道馬蹄形隘口。標高七八六〇公尺的努子山群構成西冰斗的右壁，聖母峰巨大的西南山壁構成其左壁，冰封的寬闊洛子山壁陰森森籠罩上方。
我們從一號營出發時，氣溫低得可怕，我雙手變成又硬又痛的爪子，可是第一道陽光照上冰河之後，西冰斗的冰壁就像巨型的太陽能烤箱般收集、擴大輻射熱能。我突然流汗，深怕會像上次在基地營那樣劇烈偏頭痛，於是脫掉衣服，只留長內衣，並在棒球帽下塞一把雪。接下來三個鐘頭我努力以定速攀上冰河，只偶爾停下來喝口水，帽子裡的碎雪一融進糾結的頭髮內，我便補充一點進去。
到了標高六千四百公尺處，我熱得頭暈眼花，看見小徑旁有一具裹著藍色塑膠的大型物體。高海拔損害了我的大腦灰質，我過了一兩分鐘才想通那是一具人類的屍身。我又是震驚又是困惑，瞪著瞧了好幾分鐘。那天晚上我問霍爾，他說他不敢確定，但他猜死者是三年前去世的雪巴人。
二號營標高六四九二公尺，共有一百二十頂帳篷散布在冰河邊緣的冰磧裸岩上。這個地方的高海拔就像一股惡毒的力量，我感覺像喝了太多紅酒嚴重宿醉似的。身體不舒服，吃不下東西也看不下文字，接下來兩天我幾乎都雙手抱頭躺在帳篷裡，盡可能不活動。星期六我覺得稍微好一點，就爬到比營地高三百多公尺的地方，運動運動，加速適應高度。到了離主道路四十多公尺的西冰斗源頭，我又在雪中看到一具屍體，正確說來應該是下半截屍體。看服裝和老式登山靴的樣式就知道死者是歐洲人，屍體已躺在山上至少十年或十五年以上。
我看到第一具屍體時震驚了好幾小時，看到第二具屍體的震撼卻幾乎馬上就消失了。路過的登山者很少會多看屍體一眼。山上彷彿有個默契，大家都假裝這些枯乾的屍體不是真的，也就是，沒人有勇氣承認自己是以什麼為籌碼換來置身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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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也就是由二號營回基地營一天後，我和哈里斯走到南非隊營地見見他們的隊員，想略微了解他們為什麼變成這樣的社會棄兒。他們的營地位在我們帳篷順著冰河下行十五分鐘的地方，坐落在一座冰河殘留的圓丘頂上。尼泊爾和南非國旗，以及柯達軟片、蘋果電腦和其他贊助廠商的廣告旗幟在兩根高高的鋁製旗竿上飄揚。哈里斯把頭伸入他們的餐廳帳，露出最迷人的笑容問道，「嗨，有人在家嗎？」
原來伍達爾、凱西和赫洛德正從二號營往下走，此刻人在昆布冰瀑，可是伍達爾的女友古丹和他弟弟菲利浦在場。餐廳帳內還有一位熱情洋溢的年輕女性，她自我介紹說她名叫德薰，並立刻邀請我和哈里斯進去喝茶。三個隊員似乎根本不把伍達爾的不端行為和遠征隊即將瓦解的報導放在心上。
德薰小姐比向附近的冰塔，幾支遠征軍成員正在那裡練習冰攀技術，她熱情地說，「前幾天我第一次冰攀，覺得好刺激。我希望再過幾天能上昆布冰瀑。」我本來打算問她伍達爾的不誠實行徑，以及她得知聖母峰許可證上沒有她名字有何感想，可是她這麼愉快、純真，我頓時不想問了。我們閒聊了二十分鐘，哈里斯請他們全隊傍晚「過來我們營地小酌一番」包括伍達爾。
我回到我們營地，發現霍爾、卡洛琳醫生和費雪的隊醫英格麗正以無線電跟山上更高處的人焦急地談話。稍早費雪由二號營下山到基地營途中，遇見他隊上的雪巴人托普契坐在標高六千四百公尺的冰河上。托普契是羅瓦林山谷來的三十八歲登山老手，牙縫很大，生性溫和，他已在基地營上方運送東西並執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