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熱愛你所過的人生，過你所熱愛的人生。
——傑瑞．葛西亞樂團（Jerry Garcia Band），《（I』m a）Road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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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獲救之後幾個星期的生活非常不平靜。在我爸爸抵達格蘭莊遜之前，我的事件成為全球新聞的頭條。我在峽谷裡掉了將近二十公斤和一公升半的血，未來還有漫長的復健之路要走，我的復元進度在ＣＮＮ的跑馬燈上可以看到：「自行截臂的科羅拉多登山家重症照護中」。
我在五天之內動了三次手術，不過我是聖瑪莉醫院加護病房裡吃過最多鬆餅的病人，超前的復元狀態使我不再適合加護病房，因此很快就移至普通病房。在我清醒期間裡，我爸爸把一堆朋友們和陌生人的來信唸給我聽。有位住鹽湖城的女士寄來一張卡片，她說，我的事件讓她決定把安眠藥沖進馬桶裡。她寫道：「你的勇敢行為啟發了我，讓我更為堅強。我曾經答應自己，如果丈夫過世一年之後，情況沒有好轉，我會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我現在知道自殺並不是解決的辦法。你的鼓舞使我勇敢地為生命奮鬥。」爸媽和我每次讀那張卡片時，都會感動流淚。
我的事件在人們身上產生連鎖效應，那是我始料未及的。
那一整個星期，爸媽幾乎寸步不離的照顧我。有了他們的愛、數千名為我祈禱的人的鼓勵、許多朋友的祕密探訪，加上聖瑪莉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們細心的照護，使我慢慢恢復。到了五月七日星期三，我準備來個意外發生後第一次的戶外活動。醫院的休養治療師原本要帶爸爸和我到對街的公園，但因為日夜都有一大群記者和攝影師守在醫院門口，我們轉而到醫院頂樓坐在幾張摺疊椅上，享受格蘭莊遜居高臨下的景緻和峽谷懸崖，我們交換著戶外活動心得和談論棒球，那半個小時裡，氣氛令人愉快。那是這輩子和爸爸相處的日子裡，我最喜歡的時光之一。
同天下午，我收到一個包裹：住在波特蘭的朋友克里斯．薛寄來了一份禮物，是一個塗抹了厚厚糖衣的巧克力蛋糕——居然是我右手的形狀！那天晚上，一群亞斯本的朋友們開車來探望我，帶來許多音樂，讓我住院時可以聽。媽媽把那塊蛋糕切了，搭配著醫院咖啡廳的牛奶一起吃。那是奇怪又有趣的一刻，我對朋友們開玩笑地說：「快吃！永遠懷念我的手。」我們稱這次聚會為「最後的甜點」。
星期四，在麻醉劑的劇烈影響下我雖精神恍惚，但仍和爸媽一起前往醫院附屬大樓，走進一間擠滿五、六十名記者，以及上百位攝影工作人員的房間。我無法克制自己——我得拍下這一刻。這是世上其他人認識我的方式，我想在那二十分鐘的記者會裡，讓他們留下好印象。
有一位記者問我此刻最期待的三件事是什麼？我說：「和我爸媽一起回家、和朋友們一起散步還有啜飲一杯冰涼、有鹽味、結霜的瑪格麗特。」那是事實。我受困時好幾次想到瑪格麗特——或許沒有像我想起家人和朋友那麼頻繁，但確實經常想到。
記者會後，我隨即和攝影師朋友丹．拜爾談話，他為《亞斯本時報》拍照。那個星期，他曾進入馬蹄鐵峽谷，徒步進到大斷層的下降地點，他沿路找到我丟棄的帶子和設備，然後歸還給我。他告訴我，他看到下降地點的底部那灘我喝的水，然後問我：「你有看到一隻死烏鴉浮在裡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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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停掉最強效的麻醉藥，聖瑪莉醫院就讓我出院了。爸媽和我回丹佛的家後，來自美國各地的朋友飛來我家，舉辦了一場驚喜歡迎會。我在一個週末就實踐了我期待清單上的兩件事。等到我停掉每天吃的十八顆藥丸之後，我才可以享受一杯冰涼有鹽分的瑪格麗特。
到了五月十五日，星期四，我又進了醫院，這一次是丹佛的聖路加基督長老教會醫院。因為就在兩天前，醫生們發現右臂裡有潛在的致命病毒，那把救我一命的骯髒刀子現在正在要我的命。進行另一項手術之後，我又施打了最強的抗生素，接著又進行一堆的血液檢驗，以確定藥物正在與病魔戰鬥。隔天，星期五，是我妹妹桑嘉的大學畢業典禮。因為有更多檢驗和手術在等著，顯然我無法到德州親眼見證桑嘉領取證書。不過，就在畢業典禮開始前的二十個小時，醫生和護士們想到一個計畫，讓我可以離開醫院三天。
帶著能自己注射靜脈抗生素錯綜複雜的指示，爸媽和我連夜開了十個小時的車到德州。我們抵達德州時，車子看起來就像流動醫療車，用過的補給品和撕開的包裝材料丟得到處都是，但我們趕上了桑嘉獲頒年度傑出學生獎的那一幕。週末慶祝活動全結束後，爸媽和我協助桑嘉打包行李，接著我們和祖母一起坐了下來：玩一局又一局的撲克牌，一切就像美好的往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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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丹佛，我還有最後一項有趣的手術：血管造影術。過程是由一位面帶微笑的護士，剃掉我右半邊的恥骨毛髮，接著將一根導管插進我大腿的動脈內，直到導管滑進我的胸部為止。護士利用那根導管將X光顯影劑打進我流動的血液裡，因此我可以看見右臂的血管出現在螢幕上。一旦血管造影術的結果出來，外科醫師就能從三條縮進去的動脈當中選一條進入我的右臂。截肢時止血帶損壞了其中一條動脈，但其他兩條還是好的。外科醫師把我左大腿內側一條十公分長的肌肉，移植到我右邊的殘肢上，才算完成右臂的動脈手術。現在，動脈的血液供應連結到右臂那層新長出來的肉上，還從右大腿切了一塊長方形的皮，將那塊皮補在右臂的末端。
麻醉後甦醒的幾個小時，是我的復元期裡最低潮的時候。我身上插了七根管子，還多了三處新痛源；我無法入睡，也不能進食或飲水，因此我不斷地發牢騷。
我沒有抱怨半句就砍了自己的手臂，現在我卻在發牢騷？護士們每小時增加一次我的麻醉劑量，但還是感覺很疼痛。我甚至無法好好說出一個句子；我想告訴媽媽和爸爸，很抱歉自己那麼欠揍，但試著講話只會讓我更加沮喪。媽媽坐了整整六個小時，一直坐到天亮都沒有闔眼，努力安撫我。然而我的痛苦卻未曾間斷。當晨光透過窗簾，像聖徒的光一樣打在媽媽的臉上時，我對著她的美麗哭泣，一直哭到我昏睡過去為止。
到五月二十五日，我已經在醫院十七天，總算可以回家了。我被「修理」好了，少掉的體重幾乎已經全部回來了，骨頭的感染也在消退當中。然而，靜脈抗生素療程仍在繼續，意思是每八個小時就得躺下來打半個小時的點滴。這個療程持續進行了六週，即使在大半夜，爸媽仍會起床確定我有按時打點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坐著不動，但我不喜歡這個療程，所以我幾乎每次都會抱怨。
恢復期對我來說相當難受。不只是吊點滴這項例行公事，還有其他的。即使有麻醉藥，假性和真正疼痛都讓我覺得疼痛。雖然我持續接受治療，但我一直都沒有辦法好好休息。通常我整晚都是半昏迷地躺在床上——不是醒著，但也不是睡著。麻醉劑的恍惚不允許腦子正確地運作。當麻醉劑量作用時，我會不由自主地昏睡過去！在醫生的辦公室裡、在職能和物理治療課的診所裡，或是媽媽開車送我回家時，我在車陣裡就睡著了。當我甦醒時，就會感到極度痛苦。我的挫折感和那一堆藥，把我變成一個跋扈又愛抱怨的討厭鬼，連我自己都討厭聽到自己的聲音。
我的返家對家人來說也很辛苦。雖然我們很感激可以再次擁有彼此，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但幸福需要付出代價。爸媽除了照顧我之外，還得兼顧工作。加上我的約診、用藥、保險事宜還有媒體大眾的關注——我們有長達兩個月的時間都把電話拿起來，還要請地方政府幫忙擋開在屋子外面監視的ＳＮＧ車——而且我們都沒時間打扮。
前四個星期，我像個學步的孩子一樣依賴。我發現自己很容易就對新生活感到厭煩，因為在我的新生活裡，休息、痊癒和康復取代了滑雪、登山和音樂會。每件事都那麼耗時；一次約診的準備和交通往返就佔據了媽媽和我整個早上的時間。而且約診次數相當多，日子都必須以我的用藥時間表來做協調。我從藍眼約翰峽谷活著出來，不是為了在痛苦和限制中度過我的人生，然而，我的生活就是變成那樣。
峽谷裡的挑戰嚴苛但明確。我脫困了，但日後挑戰居然變得更為複雜。一開始，我感覺自己還沒準備好適應我的新情況。我想找回我的人生，但我必須學會如何處理挫折感，將挫折感轉變成行動力，而藥物是我第一個目標。六月，隨著大部分的術後疼痛逐漸消失，我漸漸停掉止痛劑。我可以再次享受些許自由——開我的卡車、和朋友一起跑步、享受一杯大杯的冰涼鹽味瑪格麗特。我的事情愈來愈多，而且感覺像是再次經歷青春期、再次「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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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停掉麻醉劑，情況很快好轉。我學會用一隻手綁鞋帶，甚至打領帶。我進步迅速，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並開始用五根手指頭打電腦。我的職能治療師幫我弄了一把圓弧刀，因此我可以切肉。我重新學習如何處理生活上的一切大小事。我想出如何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