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開出一段距離後，我聽見坐在後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兩個老朋友似的聊開了天。
崔可夫試探地問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時間去過幾次第229師，但是從來沒見過你，你是新調過去的吧？」
崔可夫的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時間我還在第229師時，發現師級指揮員就只有薩任上校一人，別說政治部主任了，就連師政委都沒有。後來還是遇到來自方面軍政治部的營級政委潘琴科，師里才有了個臨時的師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說：「司令員同志，我是薩任師長的老戰友，早在他還是團長時，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當我們師接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時，很多部隊還沒來得及收攏，為了不貽誤戰機，經過師黨委會研究後，決定由師長薩任同志先帶五個營進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師政委特魯寧同志，則等剩下的四個營集結完畢後，再趕到戰場和師長匯合。」
崔可夫點點頭，若有所思地說道：「嗯，這個情況我了解，第229師進入戰場時，全師只有五個營的兵力，卻要防禦寬度達到十五公里的區域，實力是弱了點。假如九個營都同時到達，並配備了足夠的反坦克力量，那麼你們師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陣地上，可靠地保護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結合部，制止敵人向第62集團軍的側翼和後方實施突擊。」
班杜林苦笑著回答說：「我們師當時是部署在哈爾科夫方向，以預防該地區的敵軍北上攻擊莫斯科，可誰也沒有料到，敵人的真正進攻目標是斯大林格勒。師長帶著五個營開拔後，我們光收攏剩下的四個營，就花去了兩天的時間。等部隊集結完畢，要出發了吧，負責鐵路調度的軍運指揮員卻告訴我們，因為要開拔到頓河流域的部隊很多，再加上敵人的飛機不停地轟炸鐵路線，我們師要想乘車的話，起碼要等上一個月。軍情如火，我們可沒有時間等上一個月，所以採用步行的往這裡的戰場趕來。雖然我們緊趕慢趕，但還是用了將近十天的時間才到達戰場。這個時候，師部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戰鬥位置，渡過頓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卻了。於是我們又渡過頓河，沿路打聽著找到了師部所在地，和薩任上校會師。」
「班杜林同志。」我聽到這裡，忍不住問道：「我前幾天也曾在第229師待過，當時從方面軍政治部來了一位特派員，被薩任上校任命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著我，回答說：「奧夏寧娜中校，你說的是營級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見我點頭表示肯定，又接著說，「我和特魯寧同志回到師里後，政委自然就是特魯寧，而潘琴科這位代理政委，就成為了師里的副政委。」
聽到薩任上校對潘琴科的安排，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至少他不是一個過河拆橋的人，立馬就感覺在心理上和他又親近了許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開口說道，「既然你和薩任上校認識了很長時間，能給我講講你對薩任的個人看法嗎？」
班杜林爽快地點點頭，說道：「可以的，司令員同志。反正我們還要做很長時間的車，就讓我給你們講講我和薩任上校之間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我被分配到他的團里去任職。當時薩任師長還只是一名中校團長，對於他來說，我就是一個既沒有工作經驗又沒有戰鬥經驗，只會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員，所以我報道時，他只接過介紹信看了一眼，便扭頭問坐在旁邊的團政委特魯寧：『政委同志，我們團里還有什麼空閑的職位嗎？』
特魯寧還算友好，過來和我主動握手後，才回答說：三營剛補充完畢，缺一名政治副營長，可以讓班杜林同志擔任這個職位。
薩任同志聽完，看了我半天，勉強同意了政委的提議。於是就這樣，我到了三營擔任政治副營長的職務。我到營里不到半個月，部隊就被抽調到了列寧格勒，參與對芬蘭的作戰。
司令員同志，您應該知道，芬蘭的冬季蠻長而嚴寒，風大雪多，氣溫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戰爭爆發時，正逢全年中晝間最短的季節，漫長的黑夜極大地限制了我軍航空兵優勢的發揮。戰爭開始時正趕上一場大雪，戰區積雪深達一米，給我軍的行動帶來了極大不便，卻給擅長滑雪的芬軍提供了一顯身手的機會……」
崔可夫聽到這裡，抬手打斷了他後面的話，有些不耐煩地說：「芬蘭的地形怎麼樣，我們心裡都明白，我曾經在蘇芬戰爭中指揮過集團軍。你還是直接說重點吧。」
「我們團的任務是進攻卡累利阿地峽的曼納海姆防線，由於敵人的防線有完整的防禦工事體系，它由縱深約90公里的3道防禦地帶組成。各道防禦地帶均依託湖泊沼澤等天然障礙物，構築有大量永備發射工事和土木火力點，另有近千個地下暗堡，並以塹壕和交通壕相溝通。面對如今堅固又易守難攻的工事，我們團前後發起的幾次攻擊都沒有奏效，反而傷亡累累。當一營二營的進攻再度受挫，被迫後撤的時候，防線上的芬軍趁機發起了反突擊，企圖一舉突破我軍的陣地。就在這時，我帶著新組建不久的三營沖了上去，和敵人展開肉搏近戰，經過一番惡鬥後，我們全殲了這股敵人。
當打掃戰場時，薩任和特魯寧來到了我們中間，對我們營所取得的戰果大加讚譽。在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經過這次戰鬥，我所承擔的工作，也由原來救助傷員、運送物質、打掃戰場這類的工作，變成了負責全營的政治宣傳，並有資格參與作戰計畫的制定。」
「薩任上校是一個屢立戰功的英雄，但他的缺點也不少。我不止聽一個人說過，他的脾氣暴躁，是個很難相處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發表了自己對薩任的一點看法。
「是的，司令員同志。到團里以後，我就聽不少人說他的脾氣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後，卻發現他還是有很多優點。雖然他有時很粗魯，經常在制定作戰計畫時，沖著自己的部下大發雷霆，跳起腳來發脾氣。但是等事情一過，他又會讓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部下道歉。
在戰鬥中，他也有缺點。只要在打仗的時候，遇到了前面的情況不妙時，他就會對特魯寧說：『政委同志，這裡交給你了，我到前線去看看。』說完，就帶著幾名警衛員，跑到戰場最激烈、最危險的地方，甚至和敵人面對面地交火。
不可否認，他的這個作戰特點，自然會給第一線的指戰員們增添無限的力量和勇氣，能夠使最危險的陣地穩定下來，或者使最難攻克的陣地被我軍突破。可是他忘記了他是指揮員，應該留在指揮部里統籌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戰士那樣去衝鋒陷陣。他的這個缺點，如果是當連排長的時候，還不顯得怎麼明顯；等他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的時候，就顯得越發危險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戰鬥中有什麼意外，部隊就會出現群龍無首指揮癱瘓的情況，到時就有可能破壞上級交給我們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聽他這麼說，居然出人意料地點了點頭，接著說道：「班杜林同志，你說得很對。要知道在前段時間的戰鬥中，就有過這樣慘痛的教訓，第192師師長扎哈爾琴科上校，當敵人突破該師的防線，並向他的師指揮部逼近時，他沒有聽從部下的勸說，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來和敵人戰鬥。結果等他乘離開師部時，卻被逼近的德軍坦克發現，他的吉普車被炮彈擊中，他本人也當場犧牲，失去了指揮的第192師很快就被敵人擊潰了。要不是第62集團軍在科斯卡河邊有堅固的防禦工事的話，估計他們就全軍覆沒了。」
說到扎哈爾琴科的犧牲，班杜林也唏噓不已，感慨地說，等回到師里，一定要好好地勸勸薩任上校，不能讓他在戰鬥中輕易到前沿去冒險。
兩人的談話，還是給了我一些啟示。我在考慮既然曼納海姆防線在蘇芬戰爭中，都能給強大的蘇軍予以重創，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裡也修一道這樣的防線，是不是可以在給敵人予以重創的同時，又可以儘可能多地保存我軍的有生力量。
正想著，又聽到後面的班杜林在問：「司令員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傳令兵，年紀看起來還非常小，應該還不到十八歲吧。」
這個話題再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在我的眼中，西多林簡直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可崔可夫為什麼會用他當傳令兵呢？要知道，比西多林有經驗更靈活的戰士多了去了。沒想到崔可夫一開口，我就知道他的選擇是對的，假如換了我，我也會這麼做的。
只聽到崔可夫悠悠地說道：「班杜林同志，傳令兵西多林的名字叫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今年十六歲……」說到這裡，他看的班杜林想說什麼，抬手制止了他，接著往下說，「他的父親叫季莫菲·西多林，是我第62集團軍司令部的作戰處長。戰前，西多林中校還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當作戰參謀時，我就認識他了。」
季莫菲·西多林，作戰處長，我把這個名字和職務聯繫起來，馬上就明白崔可夫說的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