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提到梭羅（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的大名時，不由得便想到他是一個目光敏銳的自然觀察者，愛好離群索居的戶外生活，崇尚簡樸平易的生活力式，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與神祕主義者，更是一代散文大家。
人們往往會忽略了梭羅在美國歷史上另有其重要的一面；他曾寫過最激烈的宣言，反對權威與政府。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曾說，「治理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梭羅則更進一步說：「完全不管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梭羅上述的「警句」，出現在他一篇有名的文章「不服從論」（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裡。他的這篇論文最初於一八四九年五月發表在一本短命的刊物上邊，那是皮琶娣女士（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ａｂｏｂｙ）主辦的「美學文粹」（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原來的題目是「反抗文人政府」，後來又改成「不服從的責任」，再後就簡化為「不服從論」了。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時根本沒有引起甚麼注意，讀者為數極少。可是，在發表後約一百年間，這篇文章不僅有千千萬萬個人閱讀，而且影響了千百萬人的命運。究竟梭羅其人的信仰是否屬於哲學上的安納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要分析「不服從論」的內容，以及作者寫作的環境與背景，方能為此一複雜的問題獲得適當的答案。
從哈佛回到故鄉
在梭羅心中，他在下筆時恐怕完全沒有想到一篇文章能引起社會的叛亂。他於一八一七年出生在麻薩諸塞州的康歌鎮，原係法國人與蘇格蘭人後裔，及長受到保守派環境的薰陶，仍不失為大家風範，但家境相當清寒。他在哈佛大學攻讀了四年，並未顯示出有何出眾的才華；哈佛是極尊重傳統，崇尚規律的學府，校中規定「學生上教堂，應著黑色服裝。」梭羅卻偏偏要穿綠色的上裝前往。這件小事足以顯示日後他堅持「不服從」的態度，在他性格深處自有本源。他在學生時期，常常伏首圖書館中泛讀群書，寫作興趣也在此時萌芽，有兩位卓越的教授詹寧（Ａｄｗａｒｄ Ｔ．Ｃｈａｎｎｉｎｇ）和魏端（Ｊｏｎｅ Ｖｅｒｙ），對他不時獎勉督責，啟發最多。
梭羅自哈佛畢業之後，就回到故鄉康歌；當地林木蓊鬱，碧草如茵，風光宜人；他後來除了為期短促的幾次旅行之外，一直到死都定居在那兒。他嘗試過形形色色的職業，一度擔任公立學校的教師，後來與他哥哥合夥，辦了三年私立學校。然後，又幫助他的父親製造鉛筆，這是家傳的生意；後來又為當地鄰居做過許許多多的工作，包括本鎮的測量員和臨時客串的教師，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嘗試著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梭羅曾兩度安居在好友愛默森（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的家中，愛默森是美國的哲學家和散文家，曾被人尊為「美國的孔子」。在那兒，梭羅結識了屬於「超越俱樂部」（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Ｃｌｕｂ）的會員，而且很積極的參加了這個在新英格蘭地區有名團體的各種討論，結交了許多作家和思想家。愛默森對於梭羅才智思想的發展，影響甚為強烈，梭羅後來寫「不服從論」的若干觀念，亦是由愛默森那兒得來的。
起碼的物質生活
梭羅沒有祈求財富的慾望，他所求於世俗者，祇在能供應他自己最起碼的物質生活。他自認為當務之急，乃是善用餘暇，漫遊康歌的山林田野，追求自然之美，讀書、寫作，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他所要求的生活至為簡樸，與鄰家親友方式都大不相同。聖經上教誨人們，應該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梭羅則將這一規定顛倒了過來，一周中祇有第七天才去做苦工。一言以蔽之，他之所作所為，不僅違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的教言和美國開國先賢富蘭克林的主張，連美國傳統觀念「加緊工作，快快發財」，也完全不放在心上。
為了以身示範，說明他所謂的簡樸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他跑到康歌附近的華爾騰湖（Ｗａｌｄｅｎ Ｐｏｎｄ）之濱一住兩年。他在湖邊親手建造茅舍，種植豆類與馬鈴薯，吃最簡單的食物（主要是米、醃肉、蕃薯和蜂蜜），離群索居，與外界無所往來。那一段期間，使他集中心神，沉思暝想，伏首寫作。他在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濱散記」（Ｗａｌｄｅｎ，ｏ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成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湖濱散記」是他歸返自然的生活紀錄，其中充滿了值得懷念的四季景物，以及在他周遭許多野生動物的生活實景，頗富「萬物與我為一」的曠達雋永的風味。同時，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他的信念，認為社會與政府的功能皆有其極限，這話後來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湖濱散記」這本書因其思想方面的獨立性而吸引的讀者，和被他美妙的寫景抒情所吸引來的人同樣的多。從這方面來看，「湖濱散記」應該說是與較早出版的那本「不服從論」同樣都屬激進的書。這兩本書之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
在他卜居華爾騰湖畔之後不久，於一八四三年重遊康歌，為了拒付人頭稅的罪名被捕，遂即下獄。據他自稱，他拒絕付稅乃是追隨阿柯特（Ｂｒｏｎｓｏｎ Ａｌｃｏｔｔ），亦即著名小說「小婦人」作者阿柯特女士的父親；阿柯特為了不付稅的原因，已經被捕兩年了。他們兩人都是用拒絕付稅的方式，來表示對國家支持蓄奴制度的抗議。梭羅在牢中過了一夜；他有一位姑母不顧他自己的反對去替他付了欠稅，使他獲得自由。
一八四八年他寫了一篇講演詞，次年印刷成冊。在此之前，一八四六年至四七年間的墨西哥戰爭雖告結束，但可以看得出來蓄奴問題是一個足以引起燎原之火的嚴重問題。「流亡奴隸法」行將正式實施，此事使梭羅極感不平；再加上他自己關於人頭稅的官司，使他得到靈感著手寫成「不服從論」。
「不服從論」的根源
在梭羅的思想系統中，任何戰爭都是惹人厭惡的，尤以墨西哥戰爭為然。因為，他認為，墨西哥戰爭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慘無人道的蓄養黑奴的制度，帶到一個新的領土上去。因此他要問，老百姓為甚麼還要透過納稅的方式，在財務上支持政府去做這樣不公平而又愚蠢的罪行？這便是他的「不服從論」的思想根源。梭羅其實絕非政客，但這時他決心要考驗國家與政府的性質。究竟個人對國家以及國家對個人應該有些甚麼關係？由考慮這些問題，使得梭羅漸次形成了「個人人格完整」的哲學以及個人在社會中所居地位的觀念。
「政府」，梭羅寫道，「就其最好的例證而言，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是，大多數的政府卻常常形成一種不便。有很多人反對國家設置常備軍隊，抱這種意見的人越來越多，乃越來越值得重視，到最後他們可能起而反對常設的政府。」
梭羅承認，在世界各國政府之中，美國政府應該算是很好的。他批評說：「不過，美國政府從來不曾推展任何事業……它並沒有使這個國家自由。它並沒有拓殖西部。它也沒有教育民眾。美國能有今日之諸多成就，完全由於美國人民傳統的性格所造成；而且，如不是有一個政府擋住他們的路，美國人民一定會完成更多的成就。由於政府祇應是一種權宜之便，人民樂於服從以便使他不受別人的侵擾；如過去曾有人說過的，最令人稱便的政府，也就是能令絕大多數的人免受他人之侵擾的政府。」
梭羅雖然認為政府可以沒有，不過，他同時也承認人類的確還沒有進化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所以政府還是不得不設的。他說：「我並不是主張馬上廢除政府，而是要求立即能有一個較好的政府。應該讓每個人表明態度，究竟他內心中所尊敬的政府應該是甚麼樣子的。這是我們朝著獲得較好的政府這個目標走去的第一步。」
梭羅認為，在民主政體之下，過分強調「服從多數」是不對的；少數人的權利仍應受尊重。他批評「服從多數」的原則說，「並非因為他們的主張最有道理，也並非因為這樣才是對於少數人最為公平，而祇是因為他們人數最多，在形式上最強。按照服從多數的原則所成立的政府，不可能是以正義為基礎的，甚至連人所瞭解的正義標準也談不到。」他又說：「我們應該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臣民。我們無需去培養對法律的尊敬像我們培養對是非概念的尊敬一樣。」
對於搞政治的人，如果當做一個集團一個階級來看，梭羅對他們殊少敬意。他有一段很激烈的話，「大多數立法人員、政客、律師、部長以及其他居官的人，為國服務，主要是用他們的頭腦；因為他們很少劃清道德的界線，所以他們可能會在無意之中為魔鬼服務，像是為上帝服務一樣。僅僅乎有絕少數人，像英雄、豪傑、烈士和偉大的改革家，真正的人物，他們為國服務本諸良心，所以在必要時他們要抗拒國家法令，因而常常被國家以仇敵視之。」他這些話乃是為他反對當時的美國政府預留伏筆。他說：「我無法承認這個政治組織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