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與生平
在西洋史上，公元一七七六年可以看做是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美國大革命已經爆發；法國大革命時機也已成熟；由於蒸汽機的發明，工業革命正加速進行。有人說，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那一段，「乃是現代史上的黑暗時期。」
當時，英國已為歐洲列強之一，但其國民經濟生活幾全受到政府的控制，舉凡物價、工資、工時都由政府來規定，甚至生產作業也要根據政府命令行事，而非按照供需來調節。至於對外貿易，無論是出口或進口，更完全由官方一手掌握。英國政府如此作法，主要是因為戰禍頻仍，連年用兵，國策上不能不要求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與海軍，維持數量龐大的人口，同時要向全世界各地擴張其殖民地政策，並用種種手段削弱如法國等敵對的國家。國家度支，確甚緊張。所以，任何平均財富的建議，都遭受到英國統治階層的激烈反對。
在社會文化方面，不平等的現象極為顯著。受教育是僅限於少數貴族豪門子弟的特權。至於英國人後來引以為傲的政治權利，在當時仍止於是口頭上的理論而非見諸實際的行動。
到一七七六年為止，在英國實際控制政權的都是擁有土地的貴族。不過，一個新興的強有力的工商階級已經開始抬頭，他們要求並亦逐漸取得若干特權。照這個新興集團的觀點，出口是大喜，進口是大難；金錢絕不容離開本國；政府應該設法永遠保持貿易的「出超」，以便在國際收支上永遠保有盈餘。他們要求，工資要低，工時要長，如此以保證成本低廉；進口稅要高，如此以保護本國產品在國內的市場；為了進行海外貿易的競爭，強大的商船隊是必須的。總而言之，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發展產業，多多賺錢。他們認為，凡是對工商業者有利的事，一定也是對整個英國有利的。國會在這般新興工商界種種壓力之下，逐漸將上述這些觀念，經過立法途徑將之引入國家的法令之中。
於是，在一七七六年有一部重要的書出版。這部書好像是一顆定時炸彈，當它最初出現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其作者逝世之後約近百年，這部偉大著作的影響才達於極點。它不僅改變了英國的面貌，也影響了近代的政治經濟思想。
這部書的作者，即大名鼎鼎的史密斯（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１７２３—１７９０），這部書的書名，我國學術界曾譯「原富」或「國富論」（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史密斯是蘇格蘭地方的人，自幼穎異好學；一七三七年，他年方十四歲，便穫准進入葛拉斯高大學（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ａｓｇｏｗ），從名教授赫欽森（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門下受教。赫欽森經年反覆申說，教誨諸生應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職志；此一觀念就成為史密斯畢生治學處世的基本哲學。
後來，他到牛津大學深造，潛心苦讀，歷時六年，博覽書籍，學殖益富。其後便在富丁堡大學講學。一七五一年，他應母校葛拉斯高大學之聘，先任邏輯學與形而上學講座，不久又任道德哲學講座。講學十二年間，他成為該校最為學生愛戴的老師，他並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道德論」（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據當時的人的看法，認為「道德論」比「國富論」來得還要好，因而他在學術界聲望益隆。
一七六三年，有一位年輕的貴族，重金禮聘史密斯做他的導師，伴他前往歐洲大陸。史密斯覺得這樣可以換換環境，而且收入頗豐，乃即辭去教職，前往歐陸各國旅行了三年。他在這次旅行中，就便結識了各國重要的學界領袖、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其中尤以與法國方面的學人盤桓最久。切磋最深。
早在一七五九年，史密斯年方三十六歲時，他的筆記中已有「國富論」一書的初稿。不過，自起草至完成，是一段十分漫長曲折的道路。他不斷讀書、研究、親歷考察，又與各式各樣的人物懇談，搜集材料，經過了無數次的修訂與補充，史密斯才將他這部盡半生心血之作付印出版。分為上下兩冊的「國富論」於一七七六年二月九日那天正式出版，距作者草擬初稿時已經十七年了。此書在出版之後，又印行了無數版，並經譯成各種主要語文的版本，流傳世界各國。
自私的作用與分工
「國富論」一書內容所涉甚廣，並非僅以經濟財政為限。有一位評論家曾稱此書為「歐洲文明全史及其評傳」。書中曾討論到許許多多超乎財經政治的文化問題，其主要內容包括：貨幣的起源及其使用，商品的價格，工資，股票的利息，土地的地租，銀價，生產性勞力與非生產性勞力之區別等經濟問題。繼之便是討論自羅馬帝國衰亡以後歐洲經濟之發展。然後對於歐洲各國的商業政策與殖民政策，分別予以分析和評斷；君主的財源，原始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防衛體制與司法組織，歐洲國家常備軍的起源與成長，中古歐洲的教育史，以及史密斯對當時各大學的批評，教會權力的檢討，以及公債的增長等等。在結論中，他詳細檢討了租稅原則和國家財政制度。觀乎以上所舉的要目，稱之為「歐洲文明全史」，卻不能算過分誇張。
史密斯的基本觀念，也就是「國富論」主題之所在，與「王者論」作者馬基維利（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的見解恰有暗合之處。史密斯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為他自己求得利益，致富的慾望不過是其中之一端而已。自私的衝動與誘因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幕後推動力。史密斯認為，人類行為由自私所鼓動，並不是甚麼值得反對或鄙棄的事；他相信，個人的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他說，如果能夠容許每一個人，「經常、一致，而無間斷地努力改善他自己的環境，」就可以使一個國家日益富足。他又舉例說，「我們能有飯吃，不是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由於他們要營謀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與他們交易，不是想打動他們的善心，而是要說中他們自私的意圖；我們永不會向他們吐露我們自己的需要，而祇去談他們的好處。」這種一針見血的話，當時是頗受人指責的。
史密斯認為，現代化工業建立，由於精密的分工與資本的累積。他對於這兩種現象，都用「自求利益」作為解釋；很多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都把自私自利稱之為「自然的秩序」。他們認為在冥冥中有一「神聖的手」，引導著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時，他也就對人類全體都有了貢獻。照這種說法，則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是越少越好。
史密斯在「國富論」中，舉出製造針為例來說明分工的好處。「……一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人，也不曉得如何運用機器……即使盡最大的努力，一天也未必能做得出一根針來。……」但是，經由分工的辦法，將整個製造程序「分別為十八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僱用技藝熟練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廠中，一共祇雇了十個工人，但每天可以生產四萬八千根針。」他指出，「這是由於正確的分工和將他們困難的作業適當編組起來的結果。」
史密斯說，人類的分工制度，在原始民族就已肇始。譬如在游獵部落中，必有人對於製造弓箭手藝特優。他可以用弓箭去與人交換各種獵獲物，而且他會發現，這樣交換來的東西比他自己去打獵得來的還要多。因此，為了他自己的切身利害，他自然就要以製造弓箭為他主要的工作。
另外他又舉了好多例子，如泥瓦匠、鐵匠、製皮革的工匠等等。都因為他們自己生產的東西超過了自己的需要，可以用來與別人交換他需要的東西。因此，也就鼓勵人們各自尋找一個適當的職業；同時，由於專業化，他可以不斷改進技能，成為那一行業中十全十美的專家。
對廣大勞工同情
其次，討論到貨幣與商品價格時，史密斯的原則，當時的正統經濟學家們紛紛指責，認為是不正確的，但後世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們則多表接受。他說，「勞力是最後的、真實的標準，所有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依這個標準來估計，來比較。這就是它真實的價格，貨幣則僅是其名義上的價格。」
史密斯一方面確認勞力的重要性，同時又指出在勞資雙方討價還價實力之不平衡。當時一般人流行的說法是，工資越低，則勞工便要工作得更多，因此可以增進英國的繁榮。史密斯指出這種說法之不當。他分析，在廠主方面當然工資越低越好。由於廠主都是有錢的人，縱令一年不開工，靠了股票和存款，也可無虞溫飽。勞工則不然，他們一旦失業，生活馬上就成問題，因此為爭取工資而進行談判，勞工常常是吃虧的。
史密斯對於勞工表示同情。「國富論」中有一段話指出，正是這些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人們，在任何政治社會中都是人數最多的集團，「如果一個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