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於宇宙，對於人生，應都有一整個的認識，根本的態度。這種認識和態度，就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和指南。否則今天一件事可以使你悲傷失望到自殺，明天一件事可以使你快樂得意到發狂，天天生活都在震盪不定之中。何況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悲喜交集的時代，如果對於人生無正確的認識，而又不幸帶上顏色眼鏡，則更易釀成生命的大危機。德國哲學家常在講宇宙觀之後，就接著講人生觀，實在很有道理。
悲觀與樂觀，都是個人的感覺，是隨時可以發生的。尤其一個人在困苦艱難的時候，更容易引起這種疑問：我活在世上，究竟有什麼意義？仰望天空，天空是佈滿了無數的星辰；據天文學家猜測，在某些行星上，也許還有生物存在。這一個小星球中的一種生物的一分子，真是「渺乎小矣」。這生命值得活嗎？況且人生一世，不過數十寒暑，生老病死，無非痛苦煩惱。生命太無常了，何必奮闘，自討苦吃？這種情緒不見得會天天有，但如假定有了，而無法解決這生命之謎，危險也隨著發生了。
悲觀和樂觀，本來都起於個人的感覺，而且常是偏重主觀的感覺；可是他對於發生這感覺的人，卻具有支配的力量。若是再把他演化為一種學理，那就更不限於感覺的範圍，而成為一個理智上的問題了。我現在就想從理智上來討論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兩派學說。
在西洋思想史上，悲觀主義有三大派別。第一是享樂派。希臘德謨克利圖斯（Democritus）倡原子論（atomism），謂宇宙是由無數的原子組合而成。稍後伊壁鳩魯（Epicurus）即根據這種原子的唯物論，否認宇宙有所謂目的和道德；認為快樂就是善，痛苦就是惡。人生應該充分享受，充分求樂，不必奮闘，不必勞苦。「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這正是為享樂派說法。而中國魏晉六朝的清談派，對於人生也有同樣的態度。這一派理論的錯誤，在認為苦樂可以比較。要求得苦樂多寡的比較，還須求之於計算；但是苦樂的計算，是不可能的。我們能不能模仿商店，開一個資產負債表，把快樂和痛苦分項記入，作一平衡？第一個困難是快樂和痛苦，用什麼單位來比較？假如我昨晚睡得好，是快樂，應作幾個單位？假如失眠，便是痛苦，又應作幾個單位？這種單位固不能定，而這種單位計演算法更不適於人生。第二個困難，是快樂和痛苦，常繫於個人的態度。有人以受恭維為得意，有人則安貧樂道，以不為流俗所稱許自豪：寂寞中的驕傲，自有高人領略其滋味。這兩種人何從比起？（黃仲則「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一詩，頗足表示寂寞中驕傲的情緒。）還有，這派學說，往往以為快樂是消極的，是負號的，快樂就是「脫離痛苦」（freedom from pain）；那痛苦便是積極的，是正號的。如此則快樂項下，更無帳可記了。快樂和痛苦，既然都是感覺，為什麼一種是假的，而另一種是真的？可見這一派理論經不起批評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是意志派。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就是此派的主要人物。叔本華認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行動，背後都有個意志在支配。他逼迫人無目的地活動，無目的地前進。人不是自己要生活，而是意志逼你不得不生活。但意志無滿足之時，縱然滿足，也祇是一時的，轉瞬即歸消滅。生命全體是盲目的、空虛的，是為不可挽回的失敗而奮闘。所以人生是充滿了失望、無聊和苦惱。要解脫人生的苦惱，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從藝術中來求消散、來求寄託；一是他認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為逃脫意志的逼迫而入於「涅槃」。這種學說的錯誤，在以生命為另一目的（意志）的機能，而不知意志乃是生命的機能；他是附麗生命而共存共榮的，不是藏在生命後面來盲目鞭策的。（這是我主張的意志說，與叔本華的意志說根本不同之點。）他認為生命是意志的手段，不是目的，殊不知生命本身就是目的。生命看來似永久為一過程，然而他的目的就不斷的在這過程中實現。譬如遊山，不必說一定到了某個寺廟、某個古蹟，才算遊山；善於遊山的人，走一段，就可欣賞一段的風景。他遊山的目的，就在這整個旅程之中。他隨時有親切的樂趣，充分的滿足，這些對他何曾不真，又何所用其悲觀失望？叔本華的學說，頗受他自己生活的影響。他一生很不得意，常發牢騷。他認為社會對人的待遇，太不公道。他不結婚，所以老年孤獨，無人照顧，以至於恨女人。他祇看到人生的一部分，而沒有看到人生的全部分。他祇看到影子的方面，而沒有看到燈光的方面。所以發出那樣失望悲觀的論調。須知天地間固然有冰雹霜雪，但也有雨露春陽。
第三是歷史派。此派以為社會的進化，是善惡並長，而惡過於善。最初猶太人就有這種觀念，以為文明愈進步，道德愈淪喪，人類是逐漸墮落的，所以原始的快樂也逐漸喪失。盧騷主張「回到自然」（return to nature），以為古代才是黃金時代，從古代演化到現代，是從黃金時代墮入黑暗時代。人是從愛登花園裏掉下來的，所以日日翹首企足，禱告要求回去。考察這派的悲觀思想，由以下四個論點出發。第一、他以為進化愈趨複雜，則人性對於痛苦的感覺愈靈敏。因為慾望愈多，則愁苦也愈多，失望也愈多。所以生命愈發展，痛苦愈增加。但不知生命發展的結果，慾望固愈增，同時滿足慾望的方法和能力也愈增，因此快樂也愈增。快樂是隨工作及其結果而俱來的。尤其痛苦以後的快樂，更是莫大的快樂。英國詩人德萊敦（Dryden）說：「甜蜜是痛苦以後的快樂」，（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這句詩很有深長的意味。許多艱苦出身的名人歡喜寫自傳，有一種心理是因為他們經過奮闘的痛苦，以後痛苦忘了，痛苦後的快樂仍然存在。在生命的歷程中，即使不能證明快樂多於痛苦，但誰能證明痛苦多於快樂？第二、以為智慧愈發展，則對於將來的認識愈透澈。人和一般動物不同，一般動物的痛苦，是一時的，而人的痛苦卻是永久的。人是有遠見的，一到中年時代，更常常想到生老病死，而對於將來起一種恐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種身世飄零之感，是會不期然而然發生的。不過智慧發展的結果，雖然因想望將來而恐懼愈多，但希望也同時愈增。希望給人以一種預期的快樂。人對於恐懼感覺的靈敏，遠不如對於希望感覺的靈敏，所以快樂仍然是有的。況且縱有痛苦，也能以文學藝術種種方式表現出來，因此減去不少。第三、以為人除現實的生命之外，還有理想的生命；除現實生命的痛苦以外，還有理想生命的痛苦。而且追求理想生命的痛苦，尤較現實生命的痛苦為大。理想愈高，挫折愈多。事業的打擊，愛情的失望，能不使人痛苦？但不知理想之中，也有很大的樂趣存在。人類最高的發展，那件不是從對於理想的追求而來？只有不隨俗浮沉，追求理想實現的人，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也才能感到別人所感不到的樂趣。理想實現時，倘能得到別人的承認，故可增加自己的快樂，即使別人忽略或竟認為不值一顧，然而我自己的自尊之心，也足以醫治自己的痛苦。第四、以為生命愈擴大，則受創痕的機會也愈多。同時因同情心的發展，使別人的痛苦，成為自己的痛苦。因此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也愈增加。但是同情雖能予人以痛苦，卻也予人以快樂。自己的痛苦可因別人的分擔而減，自己的快樂也可因別人的分擔而增。所以德國有句話：「分擔的痛苦是一半的痛苦，分擔的快樂卻是雙倍的快樂。」（〝Geteilter Schmerz ist halber Schmerz，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隨著社會文明的增進，痛苦雖可以加強，但快樂也可以加強。由此可見以上四個論點，雖似言之成理，但皆見一體而未見全身。
總而言之，社會的文明愈進步，苦樂的強度也愈增加。悲觀主義者不能證明痛苦一定多。他至少也曾嘗過橄欖的滋味罷！況以常識判斷，有許多痛苦，確是文明可以征服的。譬如近代的醫藥科學及生產技能，都能減少人生的痛苦，而增加人生的幸福。文明的痛苦，需要更進步的文明去治療。而且進一步說，悲觀是表現生活的疲乏、鬆弛和退卻；悲觀到最高的頂點，就是「涅槃」。但「涅槃」能解脫痛苦麼？不能！「涅槃」仍舊是一種死境，他不過是死的別名。再進一步說，我們有現成豐富的自然產物和人力創造，供我們享受；有美麗雄壯的詩歌音樂，供我們娛樂；有偉大生動的雕刻繪畫，供我們欣賞；有無數哲人傑士用心血孕育出來的偉大思想，優美的文化，供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還有什麼可以悲觀？我們自己如不努力發展生命，繼續創造，配不配談悲觀？
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不同；他給人以和悅快樂向上的情緒，確比悲觀主義好得多了。不過樂觀主義也須有正確的信念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