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謂俠，乃是「豪俠」「任俠」之俠，我所謂「俠氣」，就是豪俠任俠之氣。中國歷史上向來認為俠是一種美德，但同時也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俠是一般浪人，不務正業，專管閒事，為人家報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姦犯科。韓非子就曾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認為兩者都不對。可是我們要知道，這祇是俠的流弊，這在社會沒有綱紀，政治不上軌道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這種俠祇是一種所謂「游俠」，然而俠不必就是「游俠」。何況就在這種「游俠」裡面，也未始沒有一種天地間的正氣存在。所以太史公作史記，特撰游俠列傳一篇，並舉出朱家郭解等人，來表揚他們特立獨行的地方，不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我提倡尚俠？我們要確定一個觀念，建立一個主張，必須先考察我們民族的弱點，社會的病象，然後才能對症下藥，發生實效。現在中國的社會已經墮落到一個殘酷的社會，一個最缺少俠氣的社會。中國人常講「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而事實上的表現卻正相反。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第一是同情心的缺乏。中國人論交，有所謂「患難之交」；這是最可寶貴的，就因為講「患難之交」的人太少了。中國社會有一種最涼薄的現象，就是看見別人在患難之中，不但不表示同情，而反高興快樂。比方有人在街上跌了一交，假如在英美各國，大家一定要搶著去把他扶起，甚至送他到醫院去，如果他跌傷了的話。而在中國，大家看見了，往往還拍掌大笑。民國二十四年我因事到重慶來，因為不認識路，從一個書店乘洋車回旅館，半路上洋車翻了。奇怪得很，因為重量偶然的平衡，我沒有向後翻出去，洋車夫也雙腳懸起來，於是人力車成了自動車，向一個很高的坡度開下去，開了二十幾丈。當時我看見前面有軍用卡車要撞來了，叫路旁的人把洋車拉住一把，但是沿路的人祇有笑的，沒有拉的。我還有一次，在武漢輪渡上，看見一個人掉入水中，船上許多人不但沒有一個人去救他，反滿不在乎似的以笑談出之。我當年在歐洲的時候，知道有一次火車出事，開車的人因為酒醉跌出去了，火車自動進行，無法停止，於是有一個大學生在前站的鐵橋上，奮不顧身的跳上車頭，將車閘住，自己一個手臂撞斷了，一車的人卻是救住了。這件事各處報紙大載特載，奉這位青年以英雄的徽號，真是他應得的稱譽。這較之中國人在急難時看人冷眼的何如？前一向衛生署一位負責當局告訴我一件事，說他親眼看見一個人病得快要死了，抬到重慶某個教會醫院門口，但是因為找不到保人，付不出一個月的住院金，醫院不許他進去，他祇有躺在醫院外面死去。這種見死不救的現象，在慈善性質的機關門口實現，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我還聽說有些當軍醫的人往往發財，這是何等的殘忍，何等沒有心肝！前些時候，重慶臨江門外一場大火，燒去四千餘家，若是在外國，這還得了，恐怕要全市動員來募款救濟了，但是此地卻也平平淡淡的過去！
最近潘光旦先生介紹美國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所著中國人的特性一書，其中有一篇題名是無同情心的中國人，我看了非常難過；但他所舉的都是事實，我也無法否認。不但明恩溥的觀察如此，就是最恭維中國文化的羅素，著書時也提出中國人殘忍而缺少同情心這點。譬如死了人是人家一件最不幸的事，但是中國一家死了人，別人對於這件不幸的事是不同情的。我初到法國的時候，在電車裏，看見同車的許多人，忽然都脫帽致敬，很以為奇怪；原來是車旁有人家在出殯，這是表示對死者的同情。不要說普通人遇著出殯是如此表示，就是總統出來遇著出殯，也是脫帽的。中國人卻不然，看見死者親屬的「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就是弔者也會大悅起來！鄉村人家甚至還希望別人家有人死，可以去喝酒吃肉，飽啖一頓；城市裏不是萬人空巷的去看大出喪嗎？明恩溥特別舉出中國人對於殘疾的人，沒有同情。出過天花的人，到藥店去買藥，藥店的人常常要問他：「麻大哥！你是那一個村子裡來的呀！」看見斜眼的人，便要說：「眼睛斜，心地歪，」來取笑他、挖苦他。普通以為殘疾的人都是壞人，譬如「十個麻子九個壞」，「天怕六丁六甲，人怕斜眼蹩腳，」這類尖刻無稽的話是很流行的。其實肢體略有損壞的人，那裏就是壞人。如果其中有壞的，也大都是社會逼成的，因為社會對他太歧視了，使他感覺人人都苛待他，他也自然不得不存心防範，或設法對付人了。再還有對於年幼孤弱的人，也是同樣的不加愛護。童養媳受虐待，是普遍的現象；打丫頭，虐奴婢更不必說了。所以同情心的缺乏，是現在中國社會最顯著的一種病態。
因為同情心的缺乏，於是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以為事不幹己，絕對不管，因而社會上無公是公非可言，也缺少急公好義之人。是非的觀念，不但需要政治去培養，而且需要社會去扶植。有社會的獎勵和社會的制裁，然後才有公是公非產生。例子很多，不勝枚舉。社會的進步，不但要有是非的標準，而且要有人肯自己犧牲，去維持這是非的標準。但中國傳統的哲學，祇教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須知達固且要兼善天下，窮也不應獨善其身，至少也要兼善其瞵罷。中國人受這種傳統哲學的毒太深了。人人都想獨善其身，所以不但同情心不能發達，而且公是公非也無從樹立。
因為同情心的缺乏，所以犧牲精神也就墮落。俠者最好講「千里赴義」。設如沒有犧牲的精神，如何能去赴義？我們應該「見義勇為」；「見義不為無勇也」。是的，閒事不管，可以省多少麻煩。但正當的閒事，那能不管，而且愈能多管愈好。英美法律上規定的陪審制度（Jury system），不但鼓勵，而且逼迫人家管閒事。不過沒有犧牲精神的人，是不配管閒事的。若是自己不肯犧牲，不要說千里之義不能赴，就是隔壁人家出了事，也是不配問。上海人家被盜時，決不能喊「捉強盜」，而祇能叫「起火」，因為隔壁人家聽到「捉強盜」，必不敢出來，恐怕自己會吃虧，而聽到「起火」，因為怕自己的屋子燒起來，也就不得不出來了。這些冷酷懦怯的事實，正是現在中國社會病象的表現。
這種病象，可說有兩個來源：第一是生活。在貧苦的社會裏，生存競爭，非常激烈。「要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是不可能的。漂母飯韓信，也要她自己有一飯才行。我們常常看見，有些貧苦的人，為爭一兩毛錢，而打得頭破血流，甚至打出人命事來。輪船將靠岸的時候，那些腳伕不等船靠妥，就搶著向船上亂跳，稍不當心，就撲通下水。他們自己的生活，尚且無法解決，那裏談得上對人的同情？第二是思想。中國多少年來的教訓，是「明哲保身」，也就是俗語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結果就是人人怕管閒事，怕惹禍上身。「路見不平，拔劍相助」的風氣，現在已淪落下去了。其實世界上絕對的個人主義，也是行不通的，正如絕對的兼愛主義行不通一樣。你看見鄰居人家生了瘟疫，你如果袖手旁觀，就不免被傳染。尤其在現代的大社會裏，人與人息息相關，誰能過孤獨的生活？「窮則獨善其身。」哼！要想獨善那裏是可能的事？
或者有人以為上述的種種社會病態，說是由於生活的貧困還可以，說是由於思想的影響便不對。但我以為思想的影響，也是極大的。比方上面所舉的一個例，藥店的人要稱呼出天花的人為「麻大哥」，這難道也是生活使然嗎？思想與生活，要同時改進，社會的病態，才能根本清除。
在世衰道微的時代，因為同情心的缺乏，是非觀念的不明，赴難精神的低落，才往往使有心人不得已而提倡「任俠」。太史公在游俠列傳中，曾嘅乎言之的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他又說：「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所以「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他提出朱家郭解，說朱家是「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是「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我上面說過，這種游俠是社會不綱政治黑暗時代的產物；我們不一定要提倡游俠，但這種俠氣是應該推廣的，並且要藉政治的力量來推廣的。不以私人的力量去報仇雪恨，而以政治的力量作大規模的改良策進，才能把同情心推廣到「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而使天下之人，都各得其所。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俠者，不是朱家，也不是郭解，而是墨翟。他不主張拏刀去行刺暗殺，去報仇打不平，而是從大規模的政治改革著眼的。他說俠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大仁，第二是大義，第三是大勇。怎樣才是大仁？他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