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新人生觀，除了養成道德的勇氣而外，還要能負起知識的責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本來責任是人人都有的，無論是耕田的、做工的、從軍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責任。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知識的責任」來講？知識是人類最高智力發展的結晶，是人類經驗中最可珍貴的寶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備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識機會的人，都可說是得天獨厚，享受人間特惠的人，所以都應該負一種特殊的責任。而且知識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揮物質生活的原動力，是我們一切行為的最高標準。倘使有知識的人不能負起他特殊的責任，那他的知識就是無用的，不但無用，並且受了糟塌。糟塌知識是人間的罪惡，因為這是阻礙或停滯人類文化的發達和進步。所以知識的責任問題，值得我們加以嚴重的注意。我們忝屬於所謂知識分子，尤其覺得這是一個切身問題。
所謂知識的責任，包含三層意義：
第一是要有負責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不是夢想，而是搜集各種事實的根據，加以嚴格邏輯的審核，而後構成的一種有周密系統的精神結晶。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稱為成熟的思想：強不加以為知，更不能稱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必須要經過邏輯的陶鎔，科學的鍛鍊。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斷的勞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他求知的活動，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偉大成熟的思想，以領導一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闘出來的。他們為求真理而蒙受的犧牲，決不亞於在戰場上鏖戰的犧牲。拏科學的實驗來說，譬如在實驗室裏試驗炸藥的人，被炸傷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調查地質、生物、人種的人，或遇天災而死，或染疾病而死，或遭盜匪蠻族殺害而死的，也不知多少。他們從這種艱苦危難之中得來的思想，自然更覺得親切而可以負責。西洋學者發表一篇學術報告或論文，都要自己簽字，這正是負責的表現。
其次是除有負責的思想而外，還要能對負責的思想去負責。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則一旦得到以後，就應該負一種推進和擴充的責任。真理是不應埋沒的，是要發表的。在發表以前，固應首先考慮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發表；但是既已考慮發表以後，苟無新事實新理論的發現和修正，或是為他人更精闢的學說所折服，那就應當本著大無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銳地推進，更廣大地擴充。我們讀西洋科學史，都知道科學家為真理的推進和擴充而奮闘犧牲的事蹟，真是「史不絕書」。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發現地動學說，說太陽是不動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圍運行，他就因此受了教會多少的阻礙。後來白蘭羅（Bruno）出來，繼續研究，承認了這個真理，極力傳播，弄到觸犯了教會的大怒，不僅是被捕入獄，而且被「點天燈」而死。蓋律雷（Galileo）繼起，更加以物理學的證明，去闡揚這種學說，到老年還鐵鎖琅噹，飽受鐵窗的風味。他們雖受盡壓迫和困辱，但始終都堅持原來的信仰，有「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的態度。他們雖因此而犧牲，但是科學上的真理，卻因為他們的犧牲而確定。像這種對於思想負責的精神，才真正是推動人類文化的偉大動力。
再進一層說，知識分子既然得天獨厚，受了人間的特惠，就應該對於國家民族社會人群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世間亦唯有知識分子才有機會去發掘人類文化的寶藏，才有特權去承受過去時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遺產。知識分子是民族最優秀的分子，同時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賦？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又如何對得起歷代先哲的偉大遺留？知識分子在中國向稱為「士」。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舍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去擔當領導群倫繼往開來的責任。當民族生存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范仲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必須有這種抱負，才配做知識分子。他的「胸中十萬甲兵」，也是由此而來的。
提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很覺痛心。中國社會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負責任，而以行政的部分為尤甚（這當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從前的公文程式，是不用引號的；辦稿的時候，引到來文不必照抄，祇寫「云云」二字，讓書吏照原文補寫進去。傳說沈葆楨做某省巡撫，發現某縣的來文上，書吏照抄云云二字，不曾將原引來文補入，該縣各級負責人員，也不曾察覺。於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雲，想該縣所辨之事，不過云云而已。」這是一個笑話，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國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國老官僚辦公事的秘訣，是不負責任，推諉責任。所以上級官廳對下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下面去去；下級官廳對上的公事，是把責任推到上面去。責任是一個皮球，上下交踢。踢來踢去的結果，竟和火線中間，有一段「無人之境」（no man's land）一樣。這是行政界的通病，難道知識界就沒有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的情形嗎？有幾多人挺身而出，本著自己的深信，拏出自己的擔當來說，這是我研究的真理，這是我服務的責任，我不退縮，我不推諉？這種不負責任的病根，診斷起來，由於下列各點：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訓練——他的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外國的思想家常提倡一種嚴正而有紀律的思想（rigorous thinking），就是一種用邏輯的烈火來鍛鍊過的思想。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歷次世界教育會議，對於這個問題，都曾加以討論。有人主張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他得學高深的數學，不是因為他用得著這些數學，乃是因為這種數學是他思想的訓練。思想是要有紀律的。思想的紀律，決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中國人向來很少人堅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有人說中國人在思想上最為寬大，最能容忍，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這件事，是就是，非就是非，談不到什麼寬大和容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哥白尼主張地動說，固然自己深信是對的；就是白蘭羅和蓋律雷研究這個學說認為他是對的以後，也就堅決地相信他、擁護他，至死至終不改變。試看西洋科學與宗教戰爭史中，為這學說奮闘不懈，犧牲生命的人，曾有多少。這才是對真理應有的態度。中國人向來本相信天圓地方，「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但是西洋的地動學說一傳到中國，中國人立刻就說地是圓的，馬上接受，從未發生過流血的慘劇。又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也是經過多少年宗教的反對，從苦闘中才掙扎出來的。直至一九一一年，德國還有一位大學教授，因講進化論而被辭退；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國坦尼西（Tennessee）州，還有一位中學教員因講進化論而遭訴訟。這雖然可以說是他們守舊勢力的頑固，但是也可表現西洋人對於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輕易的。可是在中國卻不然。中國人本來相信盤古用金斧頭開天闢地。「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小說書上都有的嗎？但是後來進化論一傳進來，也就立刻說起天演，物兢天擇，和人類是猴子變來的。（其實人類是猴子的「老表」。）人家是經過生物的實驗而後相信的。我們呢？我們祇是因為嚴復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文章做得極好，吳摯甫恭維他「駸駸乎周秦諸子矣」一來，於是全國風從了。像這樣容易接受思想，祇足以表示我們的不認真、不考慮，那裏是我們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丟掉。這正是中國知識界最顯著的病態。現在中國愈是中學生，愈是一知半解的人，愈好談主義，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混沌的思想——既沒有思想的訓練，又容易接受外來的思想，其當然的結果，就是思想的混沌。混沌雲者，就是混合不清。況且這種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學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攪在一起，這就是中國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閉固拒，不贊成採取他人好的思想，祇是採取他人的思想，必須加以自己的鍛鍊，才能構成自己思想的系統。這才真是化學的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張調和的，但是調和要融合（harmony）才對，不然祇是遷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遷就的。我常怪中國的思想中，「雜家」最有勢力。如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極端力行的墨，虛寂無為的老，都是各樹一幟，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等到戰國收場的時候，卻有呂氏春秋出現，混合各派，成為一個「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