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特種勞改營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個得意之作。經過教育改造方面和懲罰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終於產生了這個成熟的傑作。這是一個色彩單調的、被無情的折磨肢解的、編了囚犯號碼的組織；心理上它早已經脫離祖國這個母體；它只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只是敵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產的財富和屍體。如果那位"高瞻遠矚的建築師"看到自己這一偉大體制如今竟也遭到破產，他這位設計人所感受的痛苦該會有多麼深啊，我們甚至難以想像。其實，他生前這個體制就早已經開始顫動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處出現裂痕。但是，看來，他並不了解這些，因為人們出於謹慎而不敢向他報告。特種勞改營這個體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獃滯少動，趨於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內部溫度卻在迅速升高，幾年之間就達到了火山熔岩的狀態。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載，就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對他隱瞞這些小爆炸了，那麼，這就必然會給他那老邁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項沉重負擔，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擇。要麼放棄這個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種勞改營打亂混編起來，或者相反，有步驟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號的千千萬萬囚犯統統槍殺，從而使這個主意能夠功德圓滿。
但是，這位"大思想家"在人們的失聲痛哭聲中死得稍微早了些。並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變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個老搭檔--當時還是紅光滿面、精力充沛、意志堅定、掌管著最廣泛、最錯綜複雜、最棘手的內部事務的部長貝利亞，並把他咕咚一聲拉倒在地，拖帶走了。
古拉格群島的這位總管大人的倒斃，又災難性地加速了"特種勞改營"體制的崩潰。（這是一個多麼嚴重而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啊！怎麼可以把掌管著最隱秘事務的部長的五臟六腑都翻弄出來呢？怎麼可以往蔚藍色肩章上塗抹瀝青呢？！）
二十世紀勞改營思想中最偉大的發明--號碼布被匆匆撕下來，被扔掉和忘卻了！只這一點就使特種勞改營失掉了它的嚴格劃一性，何況又拆下了工棚窗戶上的鐵格子，拿掉了門上的鎖呢！這樣，特種勞改營就完全喪失了它區別於普通勞改營的、可愛的監獄特點。（拆掉鐵格子這件事可能辦得過於匆忙些。但按當時那種情況，實在是不敢怠慢，必須同過去的作法決裂嘛！）不管多麼可惜，埃克巴斯圖茲的石砌監獄-一加強管制工棚（它當年曾經頂住了暴亂者的圍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時間把特種勞改營的人紛紛釋放出去，還要它幹什麼？是的，突然間把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全釋放出去了，不管他們犯了多麼骯髒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五年。這種作法自然在囚犯眼裡把判決書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過去曾使特種勞改營的囚犯感到自己猶如被活活埋葬，現在，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還允許接見家屬。接見！連提起它都可怕：接見呀！……（就連發生過暴亂的肯吉爾營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見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義湮沒了不久前的特種勞改營，甚至允許囚犯們留長發了（致使伙房裡開始丟失鋁盤子：囚犯們偷鋁盤去改製成梳子）。現在囚犯們可以不用特種勞改營里的內部流通券，不立個人帳戶，可以直接持有全國通用的貨幣，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樣用現錢買東西了。
他們未經深思熟慮就草率地摧毀了自己過去賴以生存的、苦心營造了幾十年才建立起來的體制。
那麼，怙惡不使的囚犯們是否由於這種寬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斂呢？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墮落和忘恩負義，竟然學會了使用一個根本不準確的、使人難堪的、毫無意義的詞--"貝利亞分子"。現在，只要稍有不稱心的事，罪犯們動不動就用這個詞辱罵那些誠摯善良的警衛戰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員和對他們關心備至的勞改育首長。這種稱呼不僅傷害這些"實際工作者"，使他們寒心，而且在貝利亞倒台不久時甚至還包含著危險性呢：說不定會有什麼人利用它來作為譴責你的根據。
因此，肯吉爾勞改點的一位首長（這時肯吉爾已經清除了暴亂者，補充進了一些從埃克巴斯圖茲來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講台上說出這樣的話："小夥子們！"（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這一短短的時期內，他們曾認為同囚犯打招呼時稱呼"小夥子們"是可以的。）你們常常使用貝利亞分子這個詞。這使管理人員和警衛人員覺得很委屈。我想請求你們以後不要這樣叫了。"對於他的這個請求，當時發言的小個子弗拉索夫卻回答說："這才叫了幾個月，你們就覺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來我們從你們警衛人員那裡除了法西斯分子這個叫法之外，就沒有聽到過別的。我們不委屈嗎？"少校馬上答應：今後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這也算是等價交換吧。
經過這一切後果不佳的破壞性改革，可以說，特種勞改營的"斷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結束，此後它和普通勞改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間，秩序混亂的整個古拉格群島上出現了一個優待時期，這是一個空前的寬大時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關押所，也許這就是古拉格群島歷史上最自由的時期了。
為了使自由主義在勞改營里得到無限制的發展，一道道命令，一個個視察員競相大賣力氣。不再迫使婦女參加代木勞動了。現在認識到伐木勞動對婦女來說是過重的（雖然過去持續三十年的經驗證明它一點也不過重）。對服滿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複了提前假釋的辦法。所有勞改營現在都發現錢，於是囚犯們湧向小賣部。這些小賣部竟也沒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實，總的看管制度已經放鬆，限制買東西能起什麼作用呢，囚犯們可以用這些現錢到市鎮商店裡去買東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裝上收音機，訂了報紙，辦起了牆報，每個勞動大隊指定了宣傳鼓動員。此外，還時常請宣講員同志（上校們！）到勞改營來給囚犯們作各種報告（甚至還講了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如何歪曲歷史的問題），但是軍官們要召集大家到禮堂去聽報告卻不那麼簡單：現在不能拿棒子趕了，必須用說服或其它施加影響的間接辦法才行。而且，勉強召集來的囚犯也不認真聽台上的話，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談論自己的事。現在允許囚犯認購公債，但是，除了那些正統派分子之外誰也沒有興趣。因此，教育員們不得不把每個人的手硬拉到認購簽字單上，以便從他們那裡擠出哪怕十盧布來也好（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盧布）。每逢星期天還組織男女營區的文娛聯合演出。人們倒是很樂意看這種演出，有人甚至為此買來領帶繫上。
同時，古拉格群島體制的精華中的許多東西又恢複起來了，又重新強調建設大運河時期賴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創精神了。組織起了"積極分子會議"，它下面還沒有教育生產、文娛活動、生活管理等各組，很像工廠的基層工會委員會的樣子；它的主要任務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加強紀律性而鬥爭。重建了"同志審判會"，其職權是：對犯錯誤的人進行批評、處罰，請求領導對其加強管制，直至建議當局對該犯不適用有關"三分之二刑期"的規定。
這些措施過去都曾經是勞改營當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過那是在沒有見過特種勞改營的"屠宰"和沒有經過騷亂訓練的勞改營里。現在這裡不同了。很簡單：第一任"積極分子會議"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爾），第二任遭到毒打。於是，誰也不敢再去參加積極分子會議。（原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這時就在積極分子會議里，工作得很自覺，很有原則性，但經常受到刀子的威脅，十分謹慎，而且還要時而參加班傑拉分子們的會議去聽取對自己行為的批評。）
自由主義的無情打擊使勞改營體制越來越軟弱無力。建立了所謂"輕管制勞改點"，（在肯吉爾也建立了這樣的點！）這裡的隔離區實際上只是睡睡覺的地方，因為去勞動時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線和出發時間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盡量早些走，晚些回來）、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離營到城裡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這種散步的權利。
並不是所有地方都這麼鬆散。仍然有一些懲罰性的勞改點。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蘇懲戒營"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奧澤爾拉格的兩手沾滿鮮血的米申大尉就在這裡。一九五五年夏季這裡關押著大約四百名受懲戒的囚犯（包括騰諾）。但是，即使在這裡，隔離區內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員，而是囚犯了。
請讀者投身處地替勞改營的統治者想想：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夠工作嗎？還能夠指望取得什麼成績？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於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完全的放縱！誰不願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機！"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極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後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飢餓等級制，反而作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