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有過一章《逮捕》，是否還需要寫一章《釋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中間能夠嘗到這"釋放"滋味的恐怕連五分之一也沒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誰不知道"釋放！"是怎麼回事？全世界的文學作品裡，電影里，描寫過多少釋放的場面啊：陰森森的牢門打開了，外面陽光明媚，人群的歡呼，親人們的擁抱。
但是，古拉格群島的陰沉天空下的"釋放"卻令人憎恨。因為出獄之後你頭上的天空只會變得更加陰沉。"釋放"是不慌不忙的（當局現在何必著急？），它就像寫花體字時拖著一條長尾巴一樣時間拖得很長，這就是它與閃電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處。除此之外，釋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從一種懲罰過渡到另一種懲罰，它同樣刺痛你的胸膛，摧毀你整個生活安排，打亂你對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時卻又不給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嚴寒對液體的突然襲擊，那麼，就可以說，釋放是兩次嚴寒之間的輕微的融化。
它是兩次逮捕之間的狀態。
這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裡只要有了"釋放"，日後必定在某個地方發生新的"逮捕"。
處於兩次逮捕的中間狀態--這就是赫魯曉夫之前四十年間的"釋放"。
它也像是拋到群島的兩個小島之間的救生周。＿在從這個勞改營進入另一個勞改營營區之間，你先抓住它在水裡掙扎一陣子吧！……
最初的鐘聲到最後的鐘聲之間叫做"刑期"，從一個勞改營營區轉到另一個勞改營營區的中間一段路叫做"釋放"。
馬雅可夫斯基使勁號召別人羨慕蘇聯的護照，可是你手裡的那張渾濁的橄欖色的身份證被身份證法第三十九條的黑墨水塗抹得一塌糊塗。拿著它，哪個城鎮都不會給你上戶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會要你干。在勞改營里還有人管飯，在這兒可就沒有了。
同時，你卻獲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謂"來往自由"……
這些不幸的人不應該叫作被釋放的人一不，實際上他們是被剝奪了流放地的人。這些人一旦失去恩賜給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會再強迫e已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薩克沙漠地帶去生活在為數眾多的自己人--坐過牢的人中間了。不，這些人希望到備受虐待的、稠密的獄外自由人中間去。可是，那裡的人們卻遠遠地避開他們，他們將在那裡成為帶有標記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補人。
娜塔麗婭?伊萬諾夫娜?斯托利亞羅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從卡爾特種勞改營獲釋。她不能馬上離開，因為還沒有領到身份證。但她沒有買糧食的卡片，沒有住處，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勞改營的朋友們捐助給她的幾個盧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勞改營里來。她對警衛人員撒謊說是回來取東西的（這裡的老規矩是宗法式的，只要頭頭答應就行了），於是她回到了原來的工棚！她高興極了！女伴們圍攏過來，從廚房裡要來一點爛菜湯，（啊。真好吃！）有說有笑，大家聽她講述她在外面怎樣無依無靠，衣食無著：不，不，還是勞改營里日子好過些。晚點名的時間到了。多一個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後還是允許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須"滾出去"！
斯托利亞羅娃在勞改營時一直積極勞動，不知疲倦。（她是年輕時從巴黎回蘇聯來的，很快就被抓進監獄。所以現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國的景象！）由於"她勞動積極"，當局以優越條件釋放了她：沒有限定她必須到什麼地方會居住。那些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居住的人總還能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民警局無權把他們趕到別處去。但是持有"完全釋放"證明的斯托利亞羅娃卻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喪家犬。各處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戶。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過去很要好的熟人家裡也只受到茶點招待，誰也不開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車站去過夜。（候車室里糟糕的不僅是夜間常有民警來趕人，而且黎明前清掃時還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此外，大概每個被釋放的囚犯都記得自己在大火車站候車室所體驗過的恐懼心情：一看到民警走過來，心裡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麼嚴厲2民警當然會感覺到此人原先是個囚犯，他馬上會問你："你的證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釋放證沒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們這裡是不存在所謂權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證件！所以他現在把你的釋放證一拿走，你就完了。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後來，斯托利亞羅娃打算到盧加市的手套工廠去當一名工人，該廠生產的手套幸好不是給工人階級使用的，而是給德國人戰俘用的。這總可以吧？但是，工廠廠長不但沒有錄用她，反而當眾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鑽進我們的組織！我們懂得你們這一套！我們讀過舍伊寧的小說！"（啊，你這個胖子告伊寧！你噎死才好呢！）
這是惡性循環：沒有戶口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給報戶口。沒有工作也就領不到糧食卡片。按規定，內務部有責任安置釋放後的囚犯，但是坐過牢的人不知道這條規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據這條去麻煩內務部，因為誰也怕再被關起來……
真是：人身獲自由，終日淚交流。
我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諾夫，他總是縮著脖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十分膽小，人們千萬別在走廊里招呼他。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坐過牢。在走廊里喊他一聲，對他來說就像是行動人員的叫喊。
戰後，羅斯托夫醫學院有一位被釋放回來的醫生，他堅信自己不可避免地會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殺了。體驗過勞改營生活的人，了解這種生活的人，選擇這條道路不足為奇。走這條路的痛苦並不更大些。
那些過早地獲得釋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維尼爾?鮑里索夫一九四六年獲釋後並沒有去什麼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鄉的農村。他從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學們，在街之都盡量避開他，不願意停下來同他打聲招呼，（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線作戰時還都是無畏的戰士呢！）實在躲不開時，就勉強應付兩句，急急忙忙離去。任何人都沒有問過他這些年是怎樣度過的。（雖然大家關於古拉格群島的情況似乎知道得並不比關於中非的情況更多，但卻沒有人問及。我們的自由社會如此訓練有素，這一點我們的子孫們將來能夠理解嗎？）不過，終於有一位大學時期的老朋友邀請他了，請他晚上，天黑之後，到家裡去喝杯菜。真是難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這種不明顯的溫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鮑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閑談中，阿維尼爾?鮑里索夫請他的朋友把相簿拿來看看，共同回憶一下過去。朋友拿出來了。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驚奇地看到阿維尼爾突然站起來，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離去了。是啊，阿維尼爾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臉都被墨水抹黑了。鮑里索夫此時此地該作何感想呢？！
阿維尼爾?鮑里索夫的地位後來又有所升遷，他當了幼兒園的主任。這個幼兒園裡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陣亡戰士的孤兒。當這些孩子聽到另一些有錢幹部的子女給主任起了個外號叫"管監獄的"，他們哭得十分傷心。（我們這裡沒有人會向孩子們解釋：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們的家長倒很可能是"管監獄的"，而阿維尼爾則是"的監獄的"。如果是上一世紀的俄羅斯人民，就絕不會如此缺乏對祖國語言的語感了！）
又例如，阿?卡爾捷爾雖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於肺結核病不能勞動而被勞改營除名了。他拿著一張"黑籍"公民證，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戶口，到處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將慢慢地死去，誰也不要他。這時，突然來了徵兵委員會。急需兵員。＿很急。卡爾捷爾患的是開放性肺結核，可他卻宣稱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幾乎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只是後來在野戰醫院裡"第三處"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們發現了這個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四九年已經決定名單，要重新逮捕他，多虧軍事委員會裡有幾個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時代，最好的釋放就是走出勞改營大門之後立即留在原地參加勞動。當地的生產單位大都了解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內務部的人在街上遇見時也認為這是他們已經檢查過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煩。
但是，並不盡然。一九三八年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從巴姆勞改營被釋放後自願留在原地，當了一名自由僱傭的工程師。行動科科長羅森布利特就對他說：
"你被釋放了。但是你要記住，你總是走在鋼絲上的。稍有差錯，你就會再成為囚犯。為此甚至無須再經過審判。所以，你小心點兒！別以為你是什麼又由公民了！"
這些留在勞改營附近的聰明囚犯把監獄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