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也許會糾正我們的錯誤，但是，就我們一般人的平均記憶能力之所及，確實想不起十九世紀、十八世紀、十七世紀有過大批地強迫整個民族遷移的事例。歷史上確曾有對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島嶼上、非洲、亞洲、高加京都發生過勝利者征服土著民族、並掌握政權的事實。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簡單頭腦卻沒有想到應該把土著民族從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使他們離開祖輩居住的家園。或許只有往美洲種植場運送黑人奴隸的事與此略有相似之處，算得上是個先例吧？但是，那也並不是某個國家的政府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進行的：那只是個別的基督教徒--奴隸販子乾的：因為他們突然發現有利可圖，胸中燃起了貪慾的烈火，紛紛奔到非洲，各自為自己捕捉、誘騙、購買單個的或幾十個黑人運走。
只有當文明人類的希望--二十世紀到來的時候，也只有到了民族問題在"唯一正確的理論"基礎上得到最高度發展的時候，那個解決民族問題的最權威的專家才能得到特許，才能夠採取在四十八小時內，二十四小時內、甚至在一個半小時內徹底、乾淨地描整個民族一個個強行遷移出去的辦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並不是立即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脫口說出了這樣的話："在蘇聯，有人會因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為迫害的對象，這樣的事情是不曾有過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這些民族的語言都曾受到鼓勵，那時人們還不斷地對克里米亞人嘮叨說：克里米亞是韃靼人的，是你們韃靼人的！當時甚至還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題詞都是用韃靼語寫的。
可是，忽然，這一切原來……都錯了！……
"偉大舵手"甚至在推行過強制遷移農民的偉大運動之後，都沒有立即想到這個方法原來是可以輕易地應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稱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猶太人和吉卜賽人方面倒是有些經驗，但那是後來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的事，斯大林老爺子考慮這個問題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場農瘟之外，直到強制遷移整個整個的民族之前，我們蘇維埃國家的流放事業雖說也曾擁有幾十萬人之多，但畢竟無法同勞改營相提並論，它還沒有那麼光榮和雄偉，以至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跡。從前也有過移民流刑犯（經法院判決的），有過行政流刑犯（不經法院判決的），但那兩者都限於有數可訂的個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條文及罪狀；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側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夠一絲不苟地干各種臟活兒的機關才能夠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個個流放區整體。
但自從開始強制遷移特種移民以來，我國的流放事業迅速發展和提高了！前面兩個術語都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而特種移民這個詞可算是我們蘇維埃政權自己親生的了。我們不是有許多最喜歡、最心愛的詞是用這個"特"字開頭的嗎（特別科、特殊任務、特殊關係、特種供應、特別護理一句？在"偉大的轉折"的那一年，特種移民這個詞是用來表示"被剝奪的富農"的，因為這個詞更恰當、更靈活，所以無法挑它的毛病；當時被"剝奪"的不全是富農，所以使用"特種移民"這個詞來概括就無懈可擊了！
於是"偉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對於強制遷移的民族也使用這個詞！
他並不是一下子就發現這一點的。進行第一次試驗時他還相當謹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幾萬名可疑的朝鮮人（從風燭殘年的老人到咿呀學話的小兒）全部從遠東地區強行遷移到哈薩克。（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和哈勒欣河，怎麼能對這些黃皮膚、細眼睛的朝鮮人放心呢！）遷移得十分匆忙，以致這些朝鮮人不得不在沒有窗戶（一下子哪裡去弄那麼多玻璃！）的土坯房裡度過第一個冬天；遷移得那麼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薩克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些移民的事，全國沒有一個人向外吐露過此事，沒有一個外國記者為此寫過一個字的報道。（看，還是把新聞宣傳機構控制在無產階級手裡好嘛！）
他很滿意！他記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搖籃--列寧格勒近郊又一次採用了這個辦法。但是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著刺刀的士兵趕走強制遷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歡送"到（剛剛被我國爭取到手的）卡累利芬蘭共和國去。正中午，會場上紅旗招展，鼓樂齊鳴，這是在隆重歡送列寧格勒近郊的芬蘭人和愛沙尼亞人去開發新的家鄉的土地。火車把人們帶入偏僻地區後，情況就變了。（維?阿?姆曾談到一批六百名強制遷移者的命運。）在這裡，沒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證，武裝士兵把人們包圍起來，把他們裝進（運囚犯的）所謂"紅色運牛車"。後來又裝上駁船。到達目的地--卡累利阿內地的碼頭後，便把他們分別送去"加強集體農莊的力量"了。這些被"隆重歡迎"來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從分配。只有二十六個人，其中包括給我提供這份材料的人，拒絕到農莊去，而且堅決不交出身份證！這時蘇維埃政權--卡累利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代表來了，他警告說："這樣下去要死人的！"人們反問他："你還想拿幾挺機關槍掃射嗎？"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幾挺？！對付包圍圈裡的二十六個人，一挺就足夠了。（沒有人會為這二十六個芬蘭人寫詩的！）但是，一種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遲鈍和優柔寡斷妨礙了政權代表採取這一合理措施。他企圖把二十六個人離間開。行動人員想一個一個地叫人去談話，可是二十六個人一起去了。他們這種沒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終於佔了上風：當局保留了他們的身份證，撤掉了包圍。這二十六個人總算沒有落到農莊莊員或流放者的地步。不過，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還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證。
這一切都還是試驗。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機會大規模地應用這一辦法：這時必須把伏爾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當然是叛逆的共和國連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剷除，並遠遠地拋到東方去，而且要在幾晝夜之內完成這項工作。這時才初次使用了純粹的、富有活力的、強制遷移整個民族的辦法。這個辦法看來既簡便，又有效，它只須符合一個標準--屬於該"民族"就行了，無須過去那套繁瑣手續，每個人立案、審訊、判決等等。在蘇聯其他地區抓日耳曼族人（個個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內務人員有什麼高等文化水平來搞清誰是敵人誰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沒錯。
體制已經試驗過，調整好了。從現在起它就可以鐵面無私地抓走任何一個指定的、規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幹得乾淨利落：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爾卡爾人、加爾梅克人、庫爾德人、克里米亞的檢按人，最後還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臘人，無一倖免。尤其使這個體制顯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決定並不通過繁瑣的法院判決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過現代摩托化步兵的戰鬥行動宣布；武裝師團夜間開進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區，佔據各個重要地點。犯罪的民族早晨醒來便發現它的各個村莊都已處在機槍和衝鋒槍包圍圈內了。他們聽到命令：限十二小時，每人只帶自己兩手可以攜帶的東西！（但是，十二小時還太多，摩托化部隊的摩托車還得停下來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亞則只規定二小時，甚至縮短為一小時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樣被裝上卡車，屈膝蹲坐在車廂里。（老太太、帶著嬰兒的婦女，一律坐下！這是命令！）卡車在士兵押送下開往火車站，把人們塞進運牲口的列車直送目的地。或許在中途人們還不得不像縴夫一樣自己用纖繩拉著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進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動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許從空中、從高山上看起來這是一幅十分雄偉壯觀的圖畫吧：整個克里米亞半島（剛剛解放了的克里米亞半島，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時響起摩托車的啥啥聲，幾百輛長蛇一般的卡車隊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這正是果樹開花的季節，正是韃靼婦女從溫室取出蔥秧往菜園裡移栽的季節，還剛剛開始種植煙草（就此結束吧！註定了此後許多年克里米亞地區不會再有人種煙草。）運送人的卡車隊並不直接開進被特種部隊包圍著的村子，車只開到村口，人們到村口來上車。上級命令是給一個半小時收拾東西，但是執行軍官卻把時間縮短到四十分鐘，這樣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務，保證全員提前到達集合地點，同時又可以使特種部隊撤出後留在村裡的善後小隊的收穫更豐富些。有些特別窮的村子，比如畢猶克湖附近的奧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燒光了事。卡車隊把韃靼人運到火車站。在囚犯列車裡人們卻要等待幾晝夜才開車，滿耳是叫苦聲和充滿哀怨的離別歌聲。
整個民族整個民族地放逐，其優越性在於形式整齊劃一！無須照顧什麼"個別情況"！沒有任何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