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發明監獄之前想必已經發明了流放。古時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脫離他久已習慣的環境和地點有多麼不易生存，這一點看來很早就為人們所理解了。儘管此處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綠洲，你也總會覺得一切都不對頭，都格格不入，難於安居，都像是臨時應付，並非久遠之計。
俄羅斯帝國在實行流放方面也並沒有落後。早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時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國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確定了流放這一條。但實際上這個辦法早在十六世紀末，還沒有什麼《法律大全》時，就已經實行了：流放過失寵的卡爾戈波爾人，烏格利奇人，殺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見證人們。這時期遼闊的西伯利亞已經屬於俄國，不愁沒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總人數已達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執政時已開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伊麗莎白女皇廢除了死刑，把它改為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這裡卻有人偷天換日，把流放看作不僅是強迫遷移到邊遠地區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強迫勞動，這已經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亞歷山大頒布關於流放的法令，使這一偷換固定下來。因此，十九世紀的流放犯數字中顯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內的。十九世紀初每年流放人數約在二千至六千之間。從一八二0年起對流浪者（我國叫作"寄生蟲"）也實行流放，因而數字有時高達每年一萬人。一八六三年選中了和大陸分開的荒涼的薩哈林（庫頁）島，把這個島也劃歸流放地區，流放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整個十九世紀中判處流刑的人數總共為五十萬，十九世紀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萬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關於流刑的法規又翻出了新花樣。出現了一些較輕的形式："驅逐到兩省以外"以至"驅逐出境"。（當時並不像十月革命後那樣，人們並不認為這是多麼無情的懲罰。）另外，還實行過所謂"行政流放"作為司法流放的一種方便的補充措施。但是，那時流放的期限是明確規定的，甚至所謂"終身"流放實際上也不是終身的。契訶夫在《薩哈林》一書中說，經過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後（如果流刑犯"行為端正"--這是一個很不確切的標準，而據契訶夫證實，當時對這一標準的掌握是相當寬大的--的話，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後）流刑犯就可以轉入農民狀態，他就可以作為農民而遷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統治的最後一世紀的流放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個人摩肩。這個特點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的，而我們現在卻反倒覺得奇怪了。那時候不論根據司法判決還是通過行政命令判處的流刑都僅僅適用於被判罪者本人，而絕不適用於該人所屬的集團的任何其他成員。
隨著歲月的推移，流放條件及其嚴酷程度也不斷變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們在押解途中的處境很艱苦，但是，我們從雅庫博維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書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時的待遇還是很不錯的。費?柯恩還補充說，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對刑事犯的態度也很客氣，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幾十年的時間西伯利亞居民對流刑犯是懷有敵意的：把最貧瘠的土地和費力多、掙錢少的工作留給他們，農民們不讓女兒嫁給他們。流刑犯帶著恥辱的烙印生活無著、饑寒交迫，因而便集眾結夥，打家劫舍，這自然更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感。但是，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無關係。政治犯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有了明顯增加。柯恩的書里說，亞庫特人當時很歡迎政治犯，對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們看成自己的醫生、教師和幫助自己在當局面前維護權益的法律顧問。處於流放狀態的政治犯至少還有工作和治學的條件，所以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少學者（有些人的學術生涯正是從流放後才開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學家、人種志學家、語言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政治評論家和作家。契訶夫在薩哈林島上沒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沒有給我們描寫他們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爾庫茨克的費?柯思這樣的人後來就曾在進步報紙《東方評論》編輯部工作，而在這裡與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克拉辛）。伊爾庫茨克不是西伯利亞的普通城市，它是省會。按照有關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準政治犯到這裡來的。可是，他們卻在這裡的銀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學校教書，出席豪門的家庭招待會，同當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們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書刊檢查官都不會通過的文章發表在該市出版的雜誌《草原地帶》上。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報紙寄給茲拉托馬斯特礦場的罷工工人們。西伯利亞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也是由於流刑犯才變成激進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馬爾蒂揚諾夫博物館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十分有威信的積極分子集團，毫不理會當局的限制。他們不僅暢通無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網"，以幫助逃亡者（我們已經談過那個時期多麼容易逃亡），而且還指導米努辛斯克市公開的"維特"委員會的活動，即使契柯夫確曾感嘆地說過薩哈林島上對刑事犯實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農奴制"，那麼，對於政治犯的流放也是無論如何不能這麼說的，自古以來直到最後的沙皇俄國都沒有這麼干。及至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政府對政治犯實行的所謂"行政流放"已經完全有名無實，幾乎不能稱為懲罰了，那只是一種空洞的、"衰敗老朽的辦法"，"只能證明政府自己無能"（古奇科夫語）。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採取措施完全取消了這種流放。
對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麼？他在烏斯特伊利姆斯克村裡購置了一所H層木結構小樓；（順便指出：他只用了十盧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裡，妻妹這時已代替他的妻子。誰也沒想強迫他去勞動，他完全自由地生活，並且可以在整個伊利姆斯克專區內自由活動。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麼？這一點現在許多去那裡參觀過的人已經有所了解。其他許多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沃，阿克薩科夫（根據他自己的選擇）去瓦爾瓦里諾。特魯別茨科伊還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苦役營時就同妻子住在一起（還生了一個兒子），幾年後他又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時，他們家在那裡買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車馬、僕人，他還替孩子們僱傭法國人當家庭教師（當時的司法思想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認清"人民敵人"並沒收其全部財產的程度）。流放到諾夫哥羅德的赫爾岑，由於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長還得向他報告一（作。
這種寬厚的流放政策不僅僅適用於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有許多革命黨人和對社會不滿的分子受過這種寬厚的流放，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所以他們根本不怕流放。已經從流放中逃跑過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達去了。瓦季姆?波德別爾斯基由於發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從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薩拉托夫！看，有多麼殘酷！何況在薩拉托夫當然不會有人強迫他勞動。
但是，即使這樣的、我們現在看來過分優待的、既不受饑寒、也沒有生命威脅的流放，對當時的流放者來說卻有時還是難以忍受的。許多革命者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們離開監獄--離開那不愁沒有麵包吃的、溫暖的、不受風吹雨打的、有充分時間鑽研學問並進行黨派爭吵的監獄--而改為流放時有多麼難過，因為到了流放地他們就不得不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自己考慮吃住問題了。至於那些不須自己張羅吃住的人，（據費?柯思說）則更是苦惱，因為他們感到"可怕的無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們只好什麼事也不做"。正因為如此，某些人才開始鑽研科學，有些人想法去賺錢，做買賣，有些人則在絕望之餘飲酒作樂，潦倒終生。
但是，怎麼會無所事事呢？當地居民並沒有為無所事事叫苦嘛！當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確切點說，是因為這些流刑犯的活動土壤和久已習慣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他們斷了根，喪失了與生活的聯繫。
記者尼古拉?納傑日金只經過兩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興趣，甚至變成了沙皇寶座前的忠實奴僕。豪爽而放蕩不羈的緬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別廖佐沃，他就在那裡修了一座教堂，同當地居民在教堂里議論塵世的空虛，蓄起了鬍鬚，穿起普通的長袍，不到兩年便死去了。在我們看來，拉季舍夫那種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麼負擔，有什麼難以忍受的呢？可是後來當他在俄國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脅時，卻嚇得自殺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個人間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裡，看來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滿可以過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寫給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卻說："幫助我離開這裡（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監獄也行，去索洛維茨的修道院監獄也行！"而且這不是一句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