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貝利亞之死對於特種勞改營來說也還有另一種涵義：它既使政治犯產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們，使之失去了方向，減輕了苦役刑的重壓感。希望萌芽了：彷彿即將發生變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願意為了懲罰眼線而自己去蹲勞改營監獄，也不再願意舉行罷工或騷動了。仇恨已被忘卻。他們指望，不必騷亂和罷工一切也都會向好的方向變化的，只須等待一時就行了。
貝利亞之死還有另一層意義那些從來就是蘇軍部隊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帶藍色肩章（但沒有空軍肩章上的小鳥）的人們，現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惡的烙印。不僅在囚犯及其親屬眼裡如此（這些人倒無所謂，隨他們去！），難道政府不也是這麼看的嗎？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發給內務部部隊軍官的雙份工資，這就是說，他們今後也只能領取一份工資了。儘管軍齡補助、極北地區工作補助和各種獎金還都依舊照領，這對他們的錢袋也是個不輕的打擊，而對他們的官運前程則是更大的打擊--照這樣子看，今後不需要我們啦？！
正因為貝利亞完蛋了，保衛部門才感到有必要儘快地用事實證明它本身的忠誠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樣證明呢？
這時，那些迄今被保衛人員看成威脅的勞改營暴動便像救命星一般閃爍起來了。多發生一些暴動吧，越亂越好，那就需要採取對策，就不會對我們裁員和減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肯吉爾特種勞改營的押解人員幾次無故向囚犯開槍。這類事件接連發生，不可能是沒有預謀的，
一個開灰漿攪拌機的姑娘麗達到前沿地帶附近去晾一雙襪子，警衛立即開槍打死了她。
還開槍打傷一個中國人老頭。（肯吉爾的囚犯誰都不記得這個中國人的名字。他幾乎完全不會說俄語。大家都記得他那蹣跚的步態，他嘴裡常叼著煙斗，面孔有點怪模怪樣。是警衛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馬合煙扔給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帶的邊緣上，中國老頭俯身去拾煙時，士兵前他開了槍。）
還有另一次類似事件。衛兵從瞭望塔上扔下幾發子彈，命令一個囚犯去拾起來。犯人去拾時，士兵開槍把他打死了。
後來還發生過用達姆彈朝著從選礦廠下工回營的囚犯隊伍開槍的轟動事件，使十六人受重傷。（還有二十來人隱瞞了自己的輕傷，沒敢去登記，怕受到處分。）
這一次因犯們沒有忍氣吞聲，埃克巴斯圖茲的歷史在這裡重演了：肯吉爾第三勞改點三天沒有出工（但還照樣吃飯），要求懲辦肇事者。
派來一個委員會，答應依法懲辦肇事者，囚犯這才同意出工。（其實，審判時囚犯能夠去旁聽並親自確認嗎？！……）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木材加工廠又有一個人被槍殺了。肯吉爾營的囚犯都記得這個"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亞歷山大?瑟索耶夫）。這人刑期十年，已經服完九年零九個月了。他的工作是塗焊條，在前沿地帶附近的一個小屋裡幹活。當時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衛兵從瞭望塔上開槍打死了。崗樓里立即跑下來幾個衛兵，企圖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帶的邊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線的樣子。別的囚犯忍無可忍，抄起十字鎬、鐵鍬等把殺人兇手們從死者身邊趕開了。（在這整個過程中，行動特派員別利亞耶夫大尉騎的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廠營區旁邊。這個人左臉上有塊痣，外號叫"小黑痣"，為人非常殘忍、暴虐，所以，安排這一類兇殺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廠所在的整個營區都騷動起來了。囚犯們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勞改點去。勞改營的軍官不允許抬。"為什麼打死他？"--囚犯們高聲質問軍官。但是，統治者的答案是現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瞭望塔扔石子來著。"（他們大概沒有來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記卡片！他們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個月，而且他是個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區的路是陰森森偽，人們提心弔膽。兩邊雪地里埋伏著許多嚴陣以待的機槍手。（肯吉爾人懂得，這些機槍手都已充分作好射擊準備……）警衛隊駐紮的村鎮的屋頂上也布置了機槍手。
這件事又是發生在曾經一次造成十六名重傷人員的第三勞改點。雖然這次只打死一個人，但人＊越來越感到生命沒有保障、註定死亡、毫無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經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鷹犬卻絲毫不見收斂。而且。總的說來什麼也沒有改變。
天黑了，晚飯後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單元的電燈突然熄滅了，這時不知是誰站在門口對屋裡大聲說："弟兄們，咱們在勞動，在建設，可得到的報酬是吃槍子兒，這要到什麼時候算個頭兒？明天我們不出工啦！"就這樣一個單元一個單元、一個工棚一個工棚地傳下去了。
給隔壁的第二勞改點隔牆扔過去一張紙條。在這方面已經有些經驗，過去也多次考慮過這種作法，所以那裡也立即宣布了罷工。第二勞改點裡關押的是各種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許多人即將滿刑。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採取了一致行動。
第二天早晨，關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勞改點的人全沒有出工。
罷工，但卻不放棄公家發給的一份粗劣的口糧，這種作法越來越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統治者卻越來越不理解了。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讓大批不帶武器的看守和警衛士兵湧進罷工的勞改點，湧進工棚，兩個人架一名囚犯，連推帶拉地把囚犯趕出工棚去。（這種作法豈不是過於人道了嗎？！對竊賊們倒可以這樣照顧，但對人民敵人總不能這樣呀！然而，在貝利亞被槍決之後沒有一個將軍或上校敢於命令機槍手向營區掃射了。）主人們的這種"勞動"是白費力氣：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廁所去，或者在生活區內閑逛，就是不到派工地點去。
人們這樣堅持了兩天。
應該懲辦那個槍殺福音派教徒的警衛，這難道不是十分簡單的道理嗎？然而在統治者眼裡這道理既不簡單，也不正確。倒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深夜，一個從卡拉干達來的、帶著大批隨員的、因而對自身安全確有把握的上校來到各個工棚叫人了。他粗魯無禮地叫醒所有的人，口裡不住地重複著一句話："你們耍無賴耍到什麼時候？"他誰也不認識，卻用手隨便指指這個人說："你，出去！"再指指另一個人說："你，出去！""你也出去！"這位勇敢而堅定的長官就是這樣把一些碰巧被點中的人送進了監獄，他認為這是對"耍無賴"的最合理的答覆。一個叫維爾?羅森貝格的拉脫維亞人看到這種毫無理性的迫害，便對上校說："那麼，我也去！"上校卻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沒懂這是一種抗議形式。本來嘛，在他看來，這裡有什麼值得抗議的呢！？
當夜還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結束：從第二天起，對不出工的人將只按受懲戒者的份額發給口糧。第二勞改點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勞改點上午仍然堅持罷工。於是對他們再次採取"推拉戰術"，並且這次加強了力量：把當時在肯吉爾服役和到肯吉爾來協助工作以及隨委員會一起來的軍官們全動員來了。大批軍官湧入指定的工棚，有的頭上還戴著高級軍官的無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閃閃發光。他們擠進屋裡，在"小車廂"之間彎下腰來，不惜穿著自己那乾乾淨淨的褲子直接坐到囚犯們骯髒的、用鋼花鎮起來的枕頭上，一邊說："喂，你往那邊挪挪！看不見嗎，我是中校！"邊說邊擠，不住地移動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擠到床間的通道上。這時看守們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點去；而那些堅決不去的人則被送進監獄。（可惜肯吉爾營的兩座監獄收容量有限，束縛了指揮部的手腳。那裡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軍官們總算用這種不顧體面和特權的辦法把罷工壓下去了。他們被迫作出這種犧牲是因為那正是一個叫人捉摸不定的時期：既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可犯了錯誤又很危險！如果過分賣力氣而向群眾開槍，過後很可能被說成貝利亞的幫凶。但如果不賣力氣，不能堅決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說成貝利亞的幫凶。"而且，內務部軍官們這樣大規模親自出馬鎮壓罷工乃是一件空前絕後的事，但是他們卻從而證明了自己的肩章對於維護神聖的秩序確有必要（人員不能裁減！），也證明了他們每個人的個人英勇品質。
與此同時，還採取了從前行之有效的其它辦法。三四月間把幾批囚犯轉押到其它特種營去。（結果是使傳染病又擴散了！）大約七十人（包括騰諾）被送進了特別嚴厲的監獄。發送犯人的公函上寫的都是固定的"由頭"："對該犯已採取各種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鑒於該犯對他犯有腐蝕作用，不宜在勞改營羈押。"勞改營里公布了被送進特別嚴厲監獄的囚犯名單，"以做效尤"。同時，作為勞改營的某種"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所謂經濟核算制；而為了使這個辦法能夠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義，便給一向缺乏物資的勞改營小賣部運來了各種食品，甚至（啊，這簡直叫人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