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壞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與我們不同，他是處於不受懲罰的優越地位的。他善於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複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確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台上這些人說些什麼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里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體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聽嗎？那與講給大猩猩聽沒有什麼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聽懂幾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後面，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餵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種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系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繫便是子彈的聯繫了。
只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傢伙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聽清並聽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幾句，他就企圖打斷我。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兒勞動？"
（請問，在哪兒勞動有什麼相干？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機械製造廠！"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製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氣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麼會有這麼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頓地繼續闡述自己的意見，也是想讓他們學會首先老老實實地聽聽別人講話。
那個中校藏到桌後不作聲了。可是，突然又從桌下跳出來咬了一口：
"是匪徒們叫你來當代表的吧？"
"不！是你們叫我來參加會的！"我也單刀直入，回敬一句，馬上慶祝勝利似地繼續講自己的話。
後來這個傢伙又跳出來兩次，被我一一頂回之後才算完全沉默了。我勝利了。
勝利了，可是，為了什麼呢？一年！我的刑期還剩一年。可這一年卻壓制著我，使我的舌頭無法對他們說出他們應該聽到的話。我本來可以在這時發表一篇不朽的演說，但是那樣的話，明天我就會被槍斃。如果我的演說能夠向全世界播送出來，即使明天槍斃我，我也還是會發表它的。但是，不，這裡的聽眾太少了。
因此，我並沒有向他們指出這裡的勞改營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權蛻化變質的標誌。我只限於在他們伸長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壞他們的嗅覺。我認出在座的有警衛部隊長官，於是我就訴說警衛人員們往蘇聯軍人臉上抹黑的不體面行為；他們幫助偷竊建築材料，並且態度蠻橫粗暴，以至墮落成了殺人犯。我接著就描繪了勞改營的看守人員，他們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常常強迫囚犯替他們偷竊建築材料（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不過帶頭人就是坐在這裡主席台上的軍官們）。這些人的行為對於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們起著多大的破壞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歡我的發言。要說收穫，我只是在速度上佔先，贏得了一些時間。
在我爭得的一片寂靜中，一位姓梯的作業班長站起來了。他由於過分激動，或者是生性如此，說話慢吞吞的，有些口齒不清。他說：
"從前我同意別人的說法……說我們的生活……像狗一樣
主席台上那個中校立即豎起了耳朵。發言者的光頭很難看，他那變得殘酷可怕的臉是很難找到合適的字眼兒形容的。只聽他接著說：
"可是，如今我發現，這種說法不對。"
那個機靈鬼立即又眉開眼笑了。
"我們的生活……遠遠不如狗！"姓梯的班長大聲而有力地說，語調突然一變。在座的班長們全緊張起來了。只聽他迅速地說：
"狗只是在頸套上帶一個號碼，我們身上有四塊號碼布。人們用肉喂狗，可我們吃的是魚骨頭。人們不叫狗去蹲禁閉，瞭望塔上不向狗開槍，也並不給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現在即使再打斷他也不要緊了，他已經把主要的話全說出來了。
接著，切爾諾戈羅夫站起來。他首先說明自己曾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然後發了言。還有另一個班長也要求發言。他們的發言都很勇敢而熱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斷重複他們的姓名。
也許他們所作的這一切將給我們帶來滅亡……也許這堵可詛咒的牆只是由於他們頭顱的撞擊才會被摧垮。
會議以雙方平局結束。
隨後的幾天很平靜。再沒有看見委員會的影子。勞改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麼也未曾發生過。
警衛把我送進烏克蘭人分部的醫院。絕食鬥爭之後我是第一個到這邊來的囚犯，是第一個信使。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外科醫生揚琴科把我叫去給我檢查，但是，他問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關於腫瘤的問題。他對於我的腫瘤並不在意，而我也因為遇到這樣一位可靠的醫生而高興。他詳細地盤問絕食鬥爭的情況，他的臉色由於我們共同的痛苦而顯得陰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對同樣東西的感受有多麼不同啊！就拿我這腫瘤來說吧，看樣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獄外的話，它會是個多大的打擊，會帶來多少痛苦和親人們的眼淚啊！可是在這裡，在這很容易身首分離、一命嗚呼的地方，同樣的腫瘤卻僅僅成了一個可以使我暫時躺下休息幾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醫院，同那個血腥的夜晚受傷和被打成殘廢的人們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們打得通體鱗傷，身上連一塊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沒有。有個高個子看守打人特別狠，用鐵管子打。（看，我的記憶力有多壞！怎麼也想不起這個看守的姓名來。）有人已經因傷重死去了。
可是新聞卻接踵而來："俄羅斯人"分部里開始鎮壓了。已經抓走四十人。當局擔心引起新的騷亂，這次改變了作法。他們直到最後一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態度和善，彷彿正在檢查自己人中間究竟是誰犯了錯誤。只是到了計畫好的那天，當各個作業班已經走出生活區大門的時候，囚犯們發現等待押送他們的衛兵比往常多兩三倍。主人們設計的抓犧牲品的辦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顧，也使他們無法利用工棚的牆和建設工地。把各班帶出營區後，在經過草原尚未到達勞動工地時，警衛隊長突然下令："立定！舉槍！準備戰鬥！子彈上膛里囚犯全體坐下！我數三個數，不坐下就開槍！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穌受洗節那樣，受騙的囚犯們無可奈何地被釘在大地上。這時，帶隊軍官取出一張紙，按名單叫人名和號碼，被叫的人必須馬上起立，離開這無力的人群，走到警衛線外去。然後這幾個騷亂者便由另一隊衛兵押回去，或者是開來一輛囚車把他們運走。已清除掉發酵酶的、剩下來的人又站起來被趕去勞動了。
教育我們的人們就是這樣向我們說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個時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們。
空下來的營區里也同樣往監獄裡揪人。雖然前些時候的罷工被那四米高牆阻擋住，未能進入烏克蘭人分部，但是"逮捕"這隻禿鷹卻張開翅膀飛越高牆來到了這裡，把烏克蘭人一個個啄去。正是在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前一天。外科醫生揚琴科被逮捕入獄。
是逮捕入獄還是轉押到別處去，這時已經不大容易區別了，現在主人們不像開始時那麼謹慎了。有幾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別處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開始集結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隊，而且對這批人管制特別嚴厲：遞解犯出營門後全戴上手銬。命運的報復！烏克蘭人，就是那些為了保全自已而拒絕支援俄羅斯人絕食罷工的烏克蘭人，在這支隊伍里比俄羅斯人還要多。命運的懲罰；
不錯，一在臨行前不久他們也為我們失敗的罷工鳴過禮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聯合企業里好幾處同時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我確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時內使三百萬盧布的財產化為灰燼。（哈薩克一向缺少木材，盛產石頭，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聯合企業卻完全是用木材建築起來的。）對那些被拉去槍斃的人們來說，這就好像是為海上強人們舉行的葬禮，即按照斯堪的納維亞的古代風俗，在焚化英雄屍體時把他的大船同時燒掉。
我躺在手術後的休養病房裡。病房裡只有我一個人；近期來勞改營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