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者中間有一位博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坐在自家的軟椅上翻閱到我們建築加強管制工棚這個地方時，摘下眼鏡，用一個直尺之類的扁平東西啪啪地敲著書頁，頻頻點頭說：
"嗯，這個嘛，我倒相信。至於什麼革命的微風徐徐吹，那純粹是扯淡！狗屁！你們這種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來的。革命必須符合歷史的規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現在把你們這幾千名所謂的政治犯單獨挑出來了，結果怎麼樣呢？你們喪失了人的外觀，喪失了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家庭、自由、衣著和食物，可你們怎麼樣呢？你們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我們在掙自己的一份口糧吃。看，我們在建築監獄呀！"
"這，很好。你們本來就該從事建設。建設嘛，總是對人民有利的。這也是唯一正確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們，你們就別再自稱是什麼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須同唯一先進的階級相結合……"
"可我們現在不已經都是工人了嗎？"
脫這些，沒有用！這叫做強詞奪理！什麼叫做規律，你們懂嗎？"
規律嗎？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這不計其數的、關押著千百萬人的勞改營已經存在了四十年，那麼，這本身也就該看做是某種歷史的規律性。勞改營存在的年頭過久，裡面關押的以百萬計的人數過多，以至於這一切都無法僅僅用斯大林的獨斷專行和貝利亞的狡黠奸詐來解釋了。而且用那始終在先進學說光輝照耀下的執政黨的輕信和天真也是解釋不通的。不過，我並不打算用這一條規律性來開導我的論敵，因為他準會和顏悅色地、笑眯眯地對我說："我們現在談的不是這個，你離題了。"
可他呢，他以為我真是不大懂得規律性的。他有點性急，於是反而開始給我講解起來：
"革命者曾經一舉掃蕩了沙皇制度。非常簡單！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夠這麼做嗎？他敢像對你們這樣壓迫當時的革命者嗎？！讓他試試給當時的革命者縫上號碼布看！讓他試試……"
"不錯，沙皇並沒有作過這種嘗試。正因為他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夠在他之後這樣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說沙皇也做不到這一點，做不到！"
看來，這倒也對。沙皇不是不想做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憲民主黨人（更不必說社會黨人）的通常說法，整個一部俄國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歷史。韃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後五百年本國的東方型的專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隸制。（沒有過什麼全俄縉紳會議或者農村公社，也沒有過什麼自由哥薩克或者北方的農民階層！）不論是"可怖的伊凡"還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謝"，是"嚴厲的彼得"還是"溫和的葉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亞歷山大二世，直到"偉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鎮壓。鎮壓本國臣民，把他們像小甲蟲或毛毛蟲似地踩死。臣民們被這個制度壓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亂和起義總是被壓得粉碎。
不過且慢！鎮壓確是鎮壓了。但也得打個折扣：它並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種高科技意義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黨人暴亂的方陣中站立過的全體士兵，四天之後都被寬恕了。（請比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達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爾卡斯克，我國士兵們遭到處決並非因為參加暴亂，而是因為不肯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參加暴亂的十二月黨人軍官被處死的只有五人。--這在蘇維埃時代是可以想像的嗎？這事要發生在我們今天，有一個能活的嗎？
無論對普希金還是萊蒙托夫，都沒有因為他們寫了大膽的著作而判刑，也沒有為托爾斯泰公開顛覆國家而動過他一根手指頭。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問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會在什麼地方？"普希金則直率地回答說："在樞密院廣場。"而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們這些親身備嘗了我國司法機器之苦的人們。還有我們的檢察官朋友們，卻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為了這樣的回答應該付出什麼代價-一適用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二分條，以參加武裝暴動論處！最從輕的判處也要適用第十九條（圖謀暴動）。因此，即使不是槍斃，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確實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進勞改營了，最後葬身在那裡了。（像高峰浪詩人古米廖夫那樣的人，還沒有到達勞改營就在地下室里報銷了。）
克里米亞戰爭對俄國來說是所有戰爭中最幸運的一次，它帶來的不僅是農民的解放和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與此同時，它使俄國誕生了一種最偉大的力量--社會輿論。
表面上，西伯利亞的苦役地還在繼續潰爛，還在繼續擴大，似乎還建立了羈押解送犯人的監獄，還繼續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還在不停地判刑。可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審判來，審判去，那個開槍重傷首都警察總監（！）的薇拉?扎蘇利奇不是被……宣告無罪了嗎？？
（開釋扎蘇利奇的輕而易舉，蛻變成後來在她的作案地點建造列寧格勒監獄大樓的輕而易舉。）薇拉?扎蘇利奇刺殺特列波夫用的手槍不是自己買的，是別人給她買的。後來還換成了一支大口徑的。而法庭連間都沒問：是誰買的？這個人在什麼地方？按照俄國的法律，不認為這樣的同謀者是罪犯。（要按蘇聯的法律，會立刻給這個人一個"頂頭的"刑罰。）
我們知道，曾經發生過七次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謀殺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維納夫；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附近；在庫爾斯克城郊；哈爾圖林的炸彈；捷捷爾卡的地雷；格里涅維茨基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裡行走時（順便提一下，他並不帶保鏢），眼睛裡流露出驚恐的神色，"像是一隻被追獵的野獸"。（這有列夫?托爾斯泰提出的證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樓梯處遇到過沙皇。）可是，怎麼樣呢？亞歷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殺後摧毀併流放半個彼得堡市那樣的事嗎？哪裡的話？他連想都沒有那麼想！他採取了預防性的大規模恐怖手段嗎？像一九一八年那種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質嗎？他根本沒有過這種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統統關押起來了嗎？沒有，那怎麼行呢？！……他處死了幾千人嗎？他只處死了五個人。這個時期被審訊判刑的總共不過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對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這樣的行刺的話，我們為此要付出幾百萬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奧利明斯基的布爾什維克寫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個克列斯特監獄裡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轉押到莫斯科後，他在
塔甘卡監獄裡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爾卡監獄後，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們幾個人！……（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二月革命時，在敖德薩城堡監獄裡發現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發現了……三名。）
隨著啟蒙運動和自由文學的逐年發展，一種無形的、但卻使沙皇們膽戰心涼的社會輿論力量不斷增長，沙皇們已經控制不住這匹駿馬的韁繩，無法抓住它的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馬屁股和抓住馬尾巴的地步。
他沒有了採取行動的勇氣。他和所有他的權臣們已經失去了為捍衛自己政權而戰的決心。他們已經不是在鎮壓，而是輕輕一按就放手。他們總是左顧右盼，仔細聽著輿論會怎麼說。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隊內部建立情報機構，認為這是對軍隊的侮辱。（因此當局誰也不知道在軍隊里正搞著些什麼樣的宣傳。）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當中安插些癟三似的情報員，依靠他們提供的那點單薄的情報。政府認為自己受著法律的約束，不能（像蘇維埃時期那樣）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來而不管具體的罪狀。
請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這位立憲民主黨的領袖，蘇維埃政權已經搞了三十年，他還一直以他曾發出過"革命的風暴信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這"是愚蠢還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為教授，他在大學生集會（教授參加學生集會！）上的演說中發揮了一種思想（聽眾里有大學生薩溫科夫），即：如果當局不讓步的話，革命運動的力學勢必導致恐怖行動，但這還算不上慫恿，對吧？也不是"導向……的意圖"吧？這無非是激進的自由派對恐怖行動（當它還不是針對他們的時候）的一種通常的病好而已。這樣，米留可夫被關進了施帕列爾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還按出了一份新憲法草案。）他一邁進監獄大門，馬上收到了同情者們送來的許多鮮花，糖果，食品。他當然還可以從公共圖書館借閱任何書籍。偵查用的時間很短。--在這時候正好有一個大學生刺殺了教育總長（在那次集會後兩個月），但是這絲毫沒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獄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麼是在哪兒呢？不過是在烏捷利火車站的另一頭，這裡已經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來彼得堡，或在文學基金會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