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的激昂情緒，我們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變革的微風不過是吹進遞解站的一陣過堂風而已，它並沒有吹進這用高大圍牆圈起來的特種勞改營。雖然這裡關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並沒有看到柱子上有什麼表示反抗的小傳單。
聽說，特種勞改營"敏拉格"里的鐵匠們曾經拒絕打制勞改營窗上用的鐵格子。光榮應該歸於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們！這才是人呢！後來他們被送進了加強管制棚。敏拉格營用的鐵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並沒有支援敏拉格的鐵匠們。
特種勞改營的生活是從馴服開始的。這馴服是無聲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馴服，它是過去三十年間在勞動改造營中逐漸培養形成的。
從權北地區押解來的犯人們並沒有為哈薩克明媚的陽光而高興。到了新魯德諾耶車站，他們從紅色車廂里跳下來，跳到褐紅色的土地上。這裡與傑茲卡茲甘的銅礦一樣。在這種礦區勞動，無論多麼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堅持不到四個月。剛到這裡，興緻勃勃的看守們就在頭幾個稍犯點小錯誤的人身上試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銬。原先在普通勞改營時是不給戴手銬的。在蘇聯，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夠成批生產這種明晃晃的鍍鎳手銬。（是那些鬍子花白的老工人們，即我們文學作品裡稱作典型無產階級的代表們，在某個地方的工廠里製造這種手銬。當然，難道還要斯大林和貝利亞親自製造手銬嗎？！）這種手銬的優點是它可以根據需要銬得很緊：手銬上裝有一個帶齒的金屬片，戴上之後，可以儘可能地把這個金屬齒片壓緊，使犯人感到更痛。這樣一來，手銬便從原來的限制囚犯行動的保險性工具一變而成為刑具了。它會深深地咬過手腕，引起劇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時，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後的。此外，還研究出了一種只銬住四個手指頭的銬法，使手指關節更是疼痛難忍。
別爾特種勞改營的看守們使用手銬可算是有獨到之處：他們為了一點小事，例如，見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給囚犯戴手銬。倒．剪著手把人銬起來，在崗樓前面罰站。兩手先痛後麻，直至失去知覺，竟逼得成年男子漢哭著求饒："首長，我再也不敢了！摘掉這銬子吧！"（在別爾營里還有一種很好的制度：不僅去食堂時要按號令行動，而且站到飯桌旁時也要聽號令，要按號令就座，按號令大家一起把湯匙放進湯盤。吃完飯後要按號令起立，按號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須大筆一揮："要建立特種勞改營！在某日前將其管理制度草案呈報上來！"這確實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懇懇的監獄當局（還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並熟悉勞改營生活的人們）可就得絞盡腦汁了：他們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還可以再緊緊扣，再使犯人難受一點？再增加一點什麼負擔，使他們更苦些？怎樣才能使這些囚徒們本已不舒適的生活變得更凄慘些？必須讓這些從普通勞改營轉到特種勞改營來的畜牲們立即感受到這裡的嚴厲和痛苦才行。可是，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條逐條地走出來呀！
還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強。所有特種勞改營的隔離區四周都採取了進一步的戒備措施，增加了鐵絲網，在障礙地帶的前沿補充敷設了布魯諾蛇腹形鐵絲網，在囚犯上下工時經過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彎處都布置了機槍，機槍手時刻嚴陣以待。
每個勞改地點都建起了磚石結構的監獄--加強管制工棚。凡是被送進加強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脫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這也是加強管制工棚的重要特點之一。其實，加強管制工棚就是監牢，因為它的窗子上全有鐵格子，晚間把馬桶拿進來，把門反鎖上。此外，每個隔離區都沒有一兩個懲戒工棚，那裡加強看管，是隔離區中的小隔離區。被送進懲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來就馬上被鎮進屋裡，和從前的苦役營一樣。（這實際上也就是加強管制工棚，可我們都叫它懲戒室。）
此外，還公開採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號碼的全套寶貴經驗，也就是用號碼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這裡，並不是以每個人的全部特徵來區別囚犯，而只是單調的數列上的一個個位數的增減而已。這一措施，如果執行得非常堅決而徹底的話，可以使人十分難堪。勞改營當局正是在盡量做到這一點。每一個新來的人，都必須先在特別科"彈鋼琴"（也就是和在監獄裡一樣按下十個指頭的指紋。普通勞改營里是不取指紋的），然後，就用繩子把一塊牌子掛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號碼，然後，便由專業科的攝影師給他拍照。（現在這些照片還保存在某個地方哩！我們還會看到的！）
拍照之後，把牌子從犯人身上取下來（他總不是狗嘛！），發給他四塊（有的勞改營發三塊）八公分寬、十五公分長的白布，上面印著他的號碼。他應該把白布塊縫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縫的地方各營規定不盡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還有褲腿或者袖子上。在發給的棉衣上，這幾處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塊的：勞改營縫紉廠有些裁縫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壞--在應該縫號碼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個方塊，露出棉花來。這是為了防止囚犯逃跑時把號碼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別的特種勞改營的作法更簡單：用鹽酸把號碼直接蝕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們奉命只許叫囚犯的號碼。不許他們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許記住它，如果他們真能作到這一點，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們做不到（他們都是俄羅斯人，改不了老習慣，畢竟與德國人不同），沒過一年，他們就已經記不清了，開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後來叫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為了看守們的方便，就在每個人的"小車廂"--木板床前面釘上一塊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寫著睡在這張床上的囚犯的號碼。這樣，看守想招呼某個睡著的人時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號碼了，而犯人不在屋裡時也可以立即看出誰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齊。看守們還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輕輕地打開鎖進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號碼記下來，或者在起床時間準時闖進來把那些起床動作慢的人記下來。只要抓到這樣的人，就可以立即關進禁閉室。但在特種勞改營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寫出書面檢討，可是這裡又不許帶鋼筆和墨水，也從不供應紙。寫這種冗長無聊、令人厭倦的書面檢討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們一項很不錯的發明，反正勞改營里有的是拿著工資而終日無所事事的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分析。他們並不立即懲罰你，而是要求你檢討：為什麼你的床鋪得不整齊？掛在你床頭的號碼牌怎麼會歪的？你棉衣上的號碼布怎麼會弄髒的？為什麼沒有及時洗乾淨？怎麼在你的屋裡還有紙煙？為什麼見了看守不摘帽子？對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要回答這些含義深刻的問題甚至比沒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絕寫檢討就會加重懲罰！檢討要寫得乾淨、整齊，對勞改營當局的工作人員要表示尊敬，寫好後把它交給本工棚的看守，然後再轉交勞改營長官助理或長官本人審閱。審閱人就在這上面批示應給予什麼懲罰。
在各班組的各種報表上也規定要把號碼寫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嗎？不，他們還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麼說，姓名還是一條可靠的尾巴，人一輩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號碼不過像是一口氣，一吹就沒有了。要是把號碼烙在或刺寫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邁出這一步。其實是能夠做到的，談笑間就可以做到，已經離這一步不遠了。
另外，我們並不是一個人單獨坐牢的。我們不只是聽到看守們的聲音。這就沖淡了號碼帶來的痛苦。囚犯們彼此之間也要說話，而彼此間不僅從來不叫對方的號碼，甚至不注意彼此的號碼。（乍一想，衣服上縫著好幾塊醒目的白布，怎麼會注意不到呢？要知道，當我們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時候，派班勞動和點名的時候，那許多號碼看來就像對數表一般，使人眼花繚亂。只有新來的人會注意到它。）我們甚至不記得最親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號碼，只記得自己的。（在獄卒的幫手們中間有些注意衣著的人，他們都把自己的號碼布非常認真地，把毛邊折進去，用小針腳縫在衣服上，儘可能縫得俏皮、美觀。真是奴性十足！我們這些人則相反，都把號碼縫得盡量難看。）
特種勞改營制度的目的是使這裡的人完全與世隔絕，它指望誰也不可能從這裡向什麼人去上訴，誰都永遠不會被放出去，誰也跑不到別處去。（看來，不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是卡騰森林慘案，都沒有對這裡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種勞改營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時，大部分情況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帶著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銬嘛！），而是讓犯人中間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員和囚犯班長帶著棍棒，他們打犯人是首長十分滿意並完全讚許的。在傑茲卡茲甘勞改營里，分派勞動之前先要在工棚門前集合站隊。派工員拿著根子叫喊："除了最後一個，全出來！"（讀者可能早已明白了為什麼"除了最後一個！。因為即使有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