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幾乎不會不帶情緒地、不帶感情地認識問題。人一旦看出某個東西不好，他幾乎不可能強迫自己同時看到它好的一面。我們過去的生活中並不儘是使人難堪的醜惡東西，報紙上的話也並非每個字都是謊言。但是，這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到處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圍著的少數人，如今卻把整個國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醜惡，把報紙上的各欄從頭到尾部看成謊言了。還要提醒一下，當時西方電台還沒有俄語廣播（而且，當時收音機的數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們的唯一消息來源只有我們的報紙和官方廣播。布羅漢維茨基夫婦和類似他們的人們正是把這些看成了難以擺脫的、無盡無休的謊言，或者是懦怯的隱瞞。當時我們的報紙關於國外所報道的一切，不論是關於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毀滅的報道，還是關於西方社會黨人的背叛行徑，關於整個西班牙一致奮起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報道（一九四二年則報道說：尼赫魯要求印度獨立是他的背叛意圖的表現，因為據說印度獨立便會削弱我們當時的盟國大英帝國）--原來也都是謊言。按照"誰不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敵人"這個公式進行的極端可憎的宣傳，甚至從來都不想區別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的立場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場，不想區分是列昂?布呂姆還是希特勒，是英國國會還是德國（一九三三年前的）國會。既然如此，那麼，當報紙上宣傳德國廣場上焚書的火堆在燃燒，說古條頓族的某種獸行又已復活的時候（不要忘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的宣傳就編造過許多關干條頓人獸行的故事了），為什麼布羅涅維茨基就應該把這些幻想故事般的報道同其他報道區別開，並且信以為真呢？為什麼他應該在德國的納粹主義身上看到那種獸性的東西呢？（現在咒罵德國納粹主義的語言幾乎就是從前咒罵彭加勒、畢蘇斯基、英國保守黨人等時所使用的同樣一些極端語言呀！）而且這種獸性的表現不也就是布羅涅維茨基本人、整個古拉格群島、俄羅斯的大城市和農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中所非常現實地體驗過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躪吧？還有，報紙上關於希特勒分子的報道也未免轉變得太快了--忽而，報道說：蘇德兩國的親善的哨兵在可惡的波蘭人的領土上友好會師了。接著，報紙上便對這些"反對英法大銀行家"的德國勇士們掀起一片頌揚的浪潮，還要在《真理報》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講話全文；可是，忽而在某個早上（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報紙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標題：整個歐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鐵蹄下呻吟！這些都只能證實報紙上的謊言是多麼輕率，而絕不能使布羅漢維茨基之類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親自領教過的我國劊子手之外還存在另外一些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劊子手。而且，即使這時為了說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訊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麼，能夠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過是：對俄國來說，希特勒不過是第二號危險，而絕對地，在斯大林在世時，不是第一號危險。何況B.B．C並沒有把電訊稿送給他呀，而對他發布消息的卻只有蘇聯情報局，這個局的威信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樣的。至於被疏散的人們帶來的各種傳聞，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從德國來的，也不是從被佔領區來的。當時從被佔領區還沒有回來過一個活證人）。因此，布羅涅維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夠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經歷過的傑茲卡茲甘勞改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飢餓、消滅富農運動，還有摧毀教堂。這樣，布羅漢維茨基（以及多少萬像他這樣的孤立的個人）隨著德國軍隊的迫近就產生了一種感覺，覺得他們期待的時機到來了，而且這種時機是唯一的、不會再來的，是已經二十年不曾對它抱過希望的，它是我們一生中，與緩慢的歷史進程相比十分短暫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機會；在這個時刻他（他們）能夠宣布自己不贊同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贊同在他的國家裡發生的、干下的、哄鬧著強行貫徹並踐踏過去的那一切東西；他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某種還模糊不清的道路為他那處在毀滅中的國家做一點什麼事，為了復興俄羅斯人的某種社會秩序做一點事情。不錯，布羅漢維茨基把過去的事全都記住了。他什麼也沒有原諒。他絕不可能對那個政權，那個殘酷毒打了整個俄羅斯的、給俄羅斯造成了集體農莊式的貧困、帶來了道德墮落、而今又使它經受著空前的戰爭慘敗的政權感到親近。因此，在我們談話時他只能強壓住激動的呼吸，眼望著像我這樣的，象我們這樣的不懂事的初生犢兒，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力量使我們改變看法。他在期待著某個人的出現，他期待著，不管是誰，只要能換掉斯大林的政權就行！（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對立面轉化現象：別的什麼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惡的、自己的這一套！難道還能設想出世界上有誰會比我們的人更壞嗎？順便提一下，這事發生在頓河州，而頓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樣等待著德國人到來的。）於是，這個當了一輩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羅涅維茨基，在他已經年過六旬的時候卻決定邁出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羅佐夫斯克鎮的鎮參議會……
在這以後，我想，他必定很快就發現自已落入了一個什麼樣的境地，他發現：在新來的德國人眼裡，俄國要比在跑掉的人們眼裡更加一錢不值，更使人厭惡。吸血鬼所需要的原來只是俄國的血汁，他們可以任憑它的軀體爛掉。原來他們不是要他這個新鎮長來領導俄國居民的社會各階層，而是要他來領導德國警察的幫凶們的。但是，既然他已經被安裝在滾軸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壞都得跟著轉。他剛剛從一些劊子手腳下解脫出來，卻去幫助另一些劊子手了。這時候，他看到：原以為與蘇維埃思想對立的愛國主義思想現在卻跟蘇維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愛國主義思想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從一直保有著它的少數人那裡，像透過篩子一樣，轉移到多數人那裡去了：過去是怎樣攻擊和嘲罵它的，現已完全忘卻，現在它又變成另一棵大樹的主樹榦了。
他（他們）必定感到了恐怖和無路可走。峽谷兩面的山都向他逼壓過來，留下的只有兩條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當然，他們中間並不都是布羅涅維茨基這樣的人。還有一大群嗜血嗜權的烏鴉也湊集到這一短暫的災禍中的筵席上來了。但是，這些東西是到處都飛的！這些東西對內務部同樣十分合適。馬穆洛夫就是這樣的人，杜金卡勞改營中的安東諾夫也是，還有什麼玻綏沙普卡之類。難道還有比這些人更殘忍的劊子手嗎？他們稱王稱霸了幾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們看到一個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這個人在德軍和內務部兩邊的宴席上都是座上賓。
講過城市的情況之後，我們還應該談談農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歡責怪農村，說它保守，說它在政治上遲鈍。但是，戰前的我國農村--幾乎是整個農村--卻都是清醒的，遠遠比城市清醒。農村根本沒有像城市那樣把老爺子斯大林神化（對世界革命也是一樣）。農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問題。農民清楚地記得怎樣向它許諾過給他們土地，然後又怎樣把土地收回去了；他們記得在集體農莊化之前是怎樣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麼，在集體農莊里又是怎樣的Z記得怎樣從院子里牽走了他們的小牛和羊羔，甚至連母雞也給捉去了；他們還記得人們是怎樣站污辱罵教會的。那時候廣播喇叭還沒有在每個農戶家裡哇啦哇啦叫，還不是每個村裡都由一個識字人來讀報紙，因此，什麼張作霖們、麥克唐納們、希特勒們等等，對於俄國農民來說都統統無所謂，幾乎等於一堆沒有用的碎木頭。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贊省的一個小村子的莊稼漢們聚集在鐵匠坊前的廣播喇叭下面收聽斯大林的廣播講話。當斯大林這位迄今為止一直是鐵面無情的、對俄羅斯農民的眼淚無動於衷的老爺子以倉皇失措的哭喪聲調說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話："兄弟們和姐妹們！……"的時候，一個莊稼漢沖著黑色廣播喇叭大聲回答說：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這個不？"說著，他把手往另一隻胳膊的肘窩一砍，搖晃著胳膊，朝著擴音喇叭做了個俄羅斯人慣做的、極粗俗的動作。
人群中頓時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
假如我們去問問所有農村的每一個目擊者，我們便會發現千萬起這樣的情況，也許還會更多。
戰爭開始時，俄羅斯農民的情緒，也就是說，那些在小火車站上喝下最後一碗酒，接著便與送行的親人們在飛揚的塵土中跳舞的後備兵員的情緒，就是這樣的。更何況不久就遭到了俄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敗，以致新舊兩個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爾加河沿岸的大片農村地區淪入敵人手中，千百萬農民轉瞬間脫離了集體農莊政權。於是（不要再撒謊和偽造歷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來各共和國所希望的只是獨立！農民所希望的只是脫離集體農莊！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擺脫那農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來的德國人不曾是那麼愚蠢透頂、傲慢無禮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