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不至於把千人大會的全體參加者都當成白痴，而只會認為這是一些對於明天自己被抓也會乖乖服從的道德墮落的說謊者。
不斷地說假話，和背叛行為一樣，變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動一下舌頭都可能被人聽去，每一個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觀察。因此每一句話如果木必須是直接的謊言，也必須不與共同的謊言相抵觸。存在著一套現成的句子、一套現成的標籤、一套現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講話，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書，不論是學術的、政論的、批評的或者是所謂"文藝"的--不使用這些主要的套話是通不過的。在最最科學性的文字里也必須找個地方對某某人的假冒的權威和假冒的發明權吹捧兩句，把說了真話的某某人臭罵兩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不夾進些這一類的謊言也不能出版。還用說那些吵吵嚷嚷的群眾大會嗎？還用說那些利用午休時間召開的狗屁不值的集會嗎？在這些集會上必須舉手反對你自己的意見；對於你不痛快的事假裝興高采烈（認購新的公債啦，降低計件工資額啦，為建立一個什麼名目的坦克縱隊捐款啦，承擔星期天義務勞動，或者派孩子們去支援集體農莊莊員啦），以及對於八杆子夠不著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憤慨（在西印度群島或者巴拉圭發生的什麼摸不著看不見的暴行）。
騰諾在監獄裡害臊地回憶起，他被捕前的兩個禮拜還向水兵們做過一次《斯大林憲法--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的報告。自然一句真心話也沒有。）
沒有一個打出過一頁稿紙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走上過講壇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沒有一個在麥克風前面站過而沒有說過假話的人。
如果到此為止也還罷了。要知道下面還有呢：和上級的任何一次談話，在幹部科的任何一次談話，一般地和另一個蘇聯人的任何一次談話都要求你說假話--有時候是瞪眼瞎說，有時候是瞻前顧後，有時候是點頭認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談者當面對你說，我們撤退到伏爾加河是為了誘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國人把科羅拉多甲蟲丟到我們頭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搖頭代替點頭會給你招來往群島搬家的橫禍（我們回憶一下丘爾佩涅夫的被抓，本書第一部，第七章）。
但這還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長大！如果他們已經長得夠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應當在他們面前公開說出你心裡想的話；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們學習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他們會臉不紅心不跳地去建立這個功勛。而如果你的孩子們還小，就需要決定怎樣教育他們最合適：是一開頭就拿謊言當做真理端給他們（為了使他們將來比較容易生活），並且今後永遠在他們面前說假話呢，還是冒著他們可能說漏嘴的風險，可能捐出去的風險，對他們說真話。因此一開始就得向他們講清楚，真話是會帶來殺身之禍的，一出家門就要說假話，只能說假話，就像爸爸和媽媽一樣。
這樣的選擇使得你恐怕連孩子也不想要了。
謊言是生活得以長期穩定的基礎；A?k--一個年輕、聰明、懂世故的女人，從首都來到某個省城的學院教文學。她的檔案里沒有任何問題，並且拿著一張嶄新的副博士證書。她看到她講主課的班級里只有一個黨員女學生，於是斷定這裡的情報員一定會是她。（班級里必須得有個人送情報，這一點A?K是拿得準的。）她決定和這個黨員女學生假裝親近。（順便說一句，從群島的策略角度看來這純粹是失算。相反地，應當老給她打二分，那樣一來，這人的任何小報告都會被看成是挾嫌報復。）她們倆又是經常在學院以外會面，又是交換照片。（女學生把A?K的照片放在黨證夾子里）在假期她們兩人親熱地通信。A?K講每一堂課都儘力順應自己的黨員學生的可能的評價。這種令人羞辱的裝模作樣的四年過去了。女學生畢了業，對於A?k說來，這個人已經無足輕重了。這個女學生來看她，A?K毫不加掩飾地對她冷淡。女學生生了氣，要求退回照片和信，並且大聲說（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報員）："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決不會象您現在這樣死賴在這個可憐的學院不想走！您的課講得像什麼樣子！--全是陳詞濫調！"
的確！A?K為了適應一個情報員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內容貧乏、色彩暗淡、稜角磨平，把她本來有能力講得很精彩的這門課程完全毀了。
像某個詩人很機智地說過的；我們過去搞的不是個人迷信，而是兩面派的迷信。
當然這也要區別不同的等級：有被迫的、自衛性的謊言，也有作家們最擅長的那種忘乎所以的、熱情洋溢的謊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於一九三七（！）寫出的以下名句一類的謊言。她寫道，社會主義時代竟把刑事偵訊也改變了面貌：據偵查員們介紹，今天的被偵查人都是自願地同他們合作，主動地把關於自己和別人一切該講的事都講出來。
謊言使我們遠離了正常的社會，使我們失去衡量事物的基準，在灰茫茫的濃霧中看不到一根路標。忽然，你從書中的腳註里發現，雅庫博維奇的《在被遺棄者的世界裡》一書，是在作者剛服完苦役正準備去流放地的時候出版的（雖然是用了一個假名字）。好了，拿來比比，拿來和我們比比！我那本遲到的、怯生生的小說剛剛奇蹟般地溜過了關，人家馬上就把攔路桿堅決地放了下來，門扇和門閂全緊緊地插牢了。而現在不僅當前發生的事情不許寫，連三十年，五十年以前發生的事情也在禁寫之列。我們有生之年還能讀到這些嗎？我們註定要泡在謊言和欺騙的污水裡進墳墓了。
進一步說，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機會，還有一個我們這些自由的人們想不想知道的問題。奧克斯曼一九四八年從勞改營回來，以後沒有再被抓進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沒有拋棄他，經常幫他的忙，但是唯獨不願意聽他回憶勞改營！因為知道了那個--他們以後怎麼繼續活下去？
戰爭結束以後有一首歌很流行：《這兒聽不到城市的喧囂》。沒有一個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這首歌得不到熱烈的掌聲。"思想感情管理總局"開頭沒有猜出其中的奧秘。既然是俄羅斯的、民間的，可以讓電台廣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後來他們恍然大悟--趕緊劃X。因為歌詞講的是一個在劫難逃的囚徒，講的是一對被拆散的情人。懺悔的需要終歸還潛藏在人們心裡，它微微地蠕動著。說夠了假話的人們至少在聽這一首歌的時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幾下巴掌。
9．殘忍。在上述的種種品性當中，哪裡還有慈善心腸的立足之地？當你推開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時候怎麼可能繼續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鮮血，以後只會變得越加殘忍。對殘忍（"階級的殘忍"）又是歌頌，又是培養，弄得你確實不知道好與壞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憐憫遭嘲笑，仁慈遭嘲笑--這時候你用鐵鏈也掛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們了。
一個未署姓名的婦女寫信給我（來信地址是阿爾巴特大街十五號），向我提出關於"某些蘇維埃人"特有的"殘忍性的根源"問題。為什麼處在他們支配之下的人越無法自衛，他們表現出的殘忍性越大？她舉出一個例子，也許遠遠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轉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車裡雅賓斯克火車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氣溫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積雪被緊緊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裡坐著一個穿棉襖的女人，隔窗站著一個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壯的民警。他倆互相調情挑逗，談得入神。水泥地上躺著幾個穿著泥土色的單布衣裳、裹著市片的人。用"破舊"兩個字形容他們身上的布片都嫌過分美化。這是幾個小青年，他們身體虛弱、浮腫，嘴唇上長著膿泡。其中一個看起來正在發燒，他把赤裸的胸膛貼在雪上，發出呻吟。講述這件事的這位婦女走過去，問他們是什麼人。原來他們一個是勞改期滿釋放的，另一個是因病釋放的。但是釋放證明寫得不對，所以現在站上不給他們回家的車票。他們已經沒有力氣返回勞改營--腹瀉把他們耗空了。這位婦女掰給他們每人一小塊麵包。在這當口民警忽然中斷了他的愉快的交談，用威脅的口氣對她說："這是怎麼回事，大嬸，認出親戚來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好。沒你幫忙他們也會死。"她一想--他們真格兒地會把我也抓進去的（想得對！為什麼不會呢？）。只好走開了。
這一切--她心裡怎麼想的，她怎麼走開的--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多麼典型啊。還有那個狠心的民警，那個狠心的穿棉襖的女人，那個不給他們車票的售票員，那個不肯送他們進市內醫院的女護土，那個在勞改營里給他們開證明的昏頭昏腦的自由僱員。
嚴峻而險惡的歲月來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會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時代那樣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兒"。要叫，大約只會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馬加丹的小學生們朝押解過路的女犯隊伍扔石頭（蘇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