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前面所說的關於勞改營全部情況以後，自然禁不住會問：夠了！可是犯人的勞動對於國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無利--那麼搞起整個這麼一個群島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勞改營內部，這兩種觀點在犯人當中都有，我們也喜歡就這個問題進行爭論。
當然，如果相信領袖們的話，在這件事上是沒有什麼可爭的。曾經是國家的第二號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勞動問題曾向蘇聯第六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我們過去這樣做，現在這樣做，將來也要這樣做下去。這對社會是有利的。這對罪犯是有益的。"
請注意，並不是對國家有利！而是對社會本身有利。對於罪犯則是有益的。我們將來還要這樣做下去！所以，有什麼可爭論的？
斯大林在位的幾十年中，先計畫建設項目後為這些項目徵集罪犯的這一整套辦法也證實，政府看來從未懷疑過興辦勞改營的經濟效益。經濟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問題顯然還需要進一步闡明，而且需要分成幾個部分：
--勞改營在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上是否合算？
--它們在經濟上是否合算？
--它們是否能自負盈虧？（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雖然表面相似，但其間有差別。）
第一個問題不難答覆：按照斯大林的意圖，勞改營是可以趕進去成百萬人以便恐嚇其餘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見，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勞改營還對於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數不清的勞改營軍官們有實際的利益：向他們提供在安全的後方"服軍役"的機會、特殊的口糧配給、工資、制服、住宅、社會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員、在勞改營瞭望塔上打盹的獃頭獃腦的警衛，也都在這裡找到溫暖的窩（而同時卻把十三歲的男孩子們趕進職業學校）。這些寄生蟲們都全力支持群島--農奴制剝削的巢穴。他們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招收進勞改營來的人遠遠不止是持不同政見者，遠遠不止是那些企圖脫離斯大林為畜群劃定的道路的人。勞改營招收的人數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經濟計畫的規模成正比的（這個比例可能只裝在斯大林的腦袋裡）。二十年代達到危機程度的失業現象不正是靠大興勞改營（和流放）的辦法擺脫的嗎？從一九三0年起，並不是因現有的勞改營閑在那裡打瞌睡才發明了挖運河的辦法，而是為了設想好的運河而緊急地湊集勞改營。決定著法庭的活動的並不是實有的"罪犯"（即使連嫌疑分子在內）數量，而是各個經濟管理部門提出的勞力申請單。白波運河一開工，馬上顯出索洛維茨的犯人數量不夠，同時弄清了：三年徒刑對於"五十八條"說來為期太短，不能帶來贏利，因此應當一次判得夠兩個五年計畫使用。
勞改營在哪方面證明了它在經濟上是有利的？--這一點社會主義的曾祖父托馬斯?莫爾在他的《烏托邦》里早已做了預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誰也不願做的有損尊嚴的和特別沉重的勞動正好由犯人們來做。為了在多年內可以不建設住房、學校、醫院和商店的偏遠荒蠻的地區內施工，為了在二十世紀的繁榮昌盛時代用丁字鎬和鐵鍬施工，為了在還不具備經濟條件時興建社會主義的偉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勞動。
在偉大的白波運河工地上，連一輛汽車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勞改犯們說的，"屁力"建造起來的。
在更加偉大的伏爾加運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運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馬及蘇伊士運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寬八十五米總長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幾乎全是用丁字鎬、鐵鍬和獨輪手推車完成的。未來的雷賓斯克海底覆蓋著整片的森林．整個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沒見過電鋸的面。樹權和枯枝則是由完全殘廢的人們負責燒掉的。
在伐林場上一天干十小時，還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來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樣多的路回去，冒著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並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內沒有別的休息日（伏爾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誰能在這裡工作？
如果不是群島的土著，還有誰能在大冬天從地里刨樹根？還有誰能在科雷馬的露天金礦上用背筐運礦石？還有誰能把脖子伸進馬套包（為了使套包軟一些，他們用破衣裳把它裹起來，斜套在肩膀上）兩人一犋地拉芬蘭式拖橇，踏著厚雪，把科因河（維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報到河邊？
固然，全權記者茹科夫向我們保證說聲共青團員們建設阿穆爾河岸共青城的時候（一九三二年）也是這個樣子：砍伐森林，一沒有斧子，二沒有鐵匠爐；領不到麵包，大批死於壞血病。他於是讚歎道：啊，我們是以怎樣的英雄氣概從事建設的呀！但是，對這種現象不是更應當氣憤嗎？是哪個不愛護自己人民的傢伙把青年們派去這麼搞建設？不過，也不必憤慨。建設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樣的"共青團員"，至少我們是知道的。現在的文章里已經挑明了：那些"共青團員"也就是馬加丹的創建者。"
可以把什麼人放到傑茲卡茲甘的礦井裡去干每天十二小時的乾式鑽進工作？--礦岩的砂塵像濃霧一樣停留在空氣中，沒有面罩，四個月以後就帶著不可逆轉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麼人放在沒有制動裝置的提籠里降到沒有冒頂和水淹防護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紀只有為哪一類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資巨大的安全技術上花一分錢？
因此勞改營在經濟上怎麼會不利呢？……
請讀一讀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關於從塔茲河上的駁船登岸和卸貨的描寫吧，請讀一讀這部斯大林時代的北極《伊利亞特》吧：蟻群似的犯人們在以群似的押解隊的監視下，在人跡未到的洪荒的凍土上扛著運來的成千根圓木，建碼頭，鋪鐵軌，把火車頭和車廂推進這一片凍土地帶。而這些機車和車輛卻註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開出這個地方。犯人們睡在四周插著"營區"牌子的一塊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個小時。
他接著描寫犯人們怎樣在凍土帶上架設電話線：他們住在用樹枝和苔蘚搭造的窩篷里。蚊子叮咬著他們毫無遮蓋的身體。他們的衣服上的沼澤的泥漿從沒有乾的時候，更不用說鞋襪。線路的勘測做得馬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註定要返工）。附近沒有可以做電線杆用的樹木，他們要向外走出兩三天的路程，從那裡扛回電線杆。
可惜沒有另一個波博日，以便向我們敘述戰前修建另一條鐵路--科特拉斯-沃爾庫塔線的情形。在那裡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兩個人的頭顱。不用說修鐵路了--就說說有鐵路之前那條穿過難以通行的森林的簡單的橫木道路是怎樣靠瘦弱的雙手、粗鈍的斧頭和什麼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沒有犯人，誰能做出這些？勞改營怎麼能是無利的？
勞改營的獨一份的有利之點就在於奴隸勞動的馴服性和它的廉價性--不，甚至不是廉價性，而是無償性。因為購買一個古代奴隸畢竟是要付錢的，而購買一個勞改犯卻分文不付。
甚至在戰後召開的勞改工作會議上，工業地生們也承認；"犯人們在後方的工作中，在爭取勝利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於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紀念碑上，永遠不會有人寫上他們的被遺忘了的姓名。
在赫魯曉夫年代，他們為動員參加墾荒和西伯利亞的大工程而進行勞神費事、聲嘶力竭的共青團動員時，終於明白了，勞改營是多麼地不可代替啊。
至於勞改營的自負盈虧問題，情況則不同。國家對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監禁場所條例》就已經張羅著要"監禁場所的維持費用儘可能從犯人勞動中得到抵償"。從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執委會置自己的工農性質子不顧，表現出"非政治的事務主義的傾向"，具體說就是：不僅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而且竭力從它們身上為地方預算榨取利潤，實現自給有餘的經濟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同樣要求監禁場所自負盈虧。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蘇懲治工作者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堅決的要求，即"整個監禁場所企業網"必須"把國家為監禁場所支付的費用償還給國家"。
很想很想擁有一些可愛的勞改營--並且是免費的！從一九二九年起，全國所有的勞動改造機關都列入了國民經濟計畫。而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明令規定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全部勞改營和教養所實行徹底的自負盈虧制。
結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學家們勝利地宣布："勞動改造機關的開支逐漸減少（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剝奪自由者的生活條件則逐年改善。（？）"
如果我們不是後來親身體驗過那個生活條件是怎樣改善了的話，我們可能會驚訝，我們可能力求弄明白，這是從哪兒來的，這是怎麼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細想想，做到這個其實一點也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