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取這個篇名並非有意惡語傷人，只是因為必須遵循勞改營傳統而已。如果仔細想想，這個命運確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他們的職務豈不是和警犬的職務一樣？況且他們的職務本身就和狗有聯繫。他們甚至有使用警犬的專門條令，由軍官組成正式的委員會，負責監督每一條警犬的工作，培養它們有良好的兇猛性能。如果供養一隻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萬一千赫魯曉夫前的盧布（喂警犬的飼料比犯人的伙食營養價值高）的話，那麼餵養一名軍官的開銷不是大得多嗎？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從頭到尾都遇到一個困難：一般地該怎樣稱呼他們？"官長、長官"--太一般化，對獄外和整個國家生活都可以這樣說，而且這兩個詞兒都已經用濫了。"主人"--也一樣。"勞改營管理人員"嗎？這種避開實質的說法只能表示我們的無能。直截了當地按勞改營的說法稱呼他們"狗"？--似乎太粗魯，好像是罵人。"營吏"這個字倒是完全符合語言的精神：它與"勞改犯"這個字的區別正如"獄吏"與"囚犯"的區別。它表達著一個準確的、唯一的含意：經營和管理勞改營的人。所以，在求得嚴格的讀者們對使用這個新字的諒解之後（既然語言中為這個字留著一個空檔，說明它並不完全是一個新字），我們以後將時常採用它。
這一章里所講的就是這些"營吏"（關於獄吏也在這裡一道講）。本來可以從將軍們講起，那可真會是妙極了，但是我們沒有材料。我們這些蟲豸和奴隸不可能知道他們的事，也不可能在近處看到他們。而當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總是被他們身上的閃閃金光耀花了眼，什麼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對於那些走馬燈似的古拉格頭子們--群島的沙皇們--一無所知。如果我們中的誰弄來一張貝爾曼的照片或聽到阿佩特爾說過一句什麼話，馬上就會當大事傳開。我們知道"加拉寧大屠殺"，可是關於加拉寧本人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不滿足於單單簽字；在勞改營里巡視的時候，如果對誰的嘴臉看得不受用，親自用毛瑟槍給一下子的這類事情，他也是不討厭做的。我們描寫了卡什凱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凱京這個人我們從沒親眼見過（謝天謝地！）。關於弗連克爾收集到一點點材料，可是關於扎維尼亞金卻一點也沒有。這位剛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脫了和葉若夫-貝利亞一夥一起被埋葬的命運。報痞子們至今仍津津樂道地把他譽為"傳奇般的諾里爾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親手砌過磚嗎？然而，考慮到他上受貝利亞的寵愛，下受內務部官員季諾維也夫的推崇，我們敢斷定他是一隻徹頭徹尾的野獸。要不的話，他是建造不出一個諾里爾斯克的。
關於葉尼塞勞改營營長安東諾夫的情況，謝謝波博日工程師給我們寫出來了。我們願意奉勸每一個人都去讀讀這篇即景：塔茲河駁船的卸貨。在鐵路還沒有到達（會到達嗎？）的凍土帶的腹地，埃及的螞蟻們把火車頭換到雪地上。安東諾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視現場，限定完成卸貨的時間。他是從天上飛來的，過一會又要從天上飛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結討好的陪同。拿破崙算得了什麼？就在這北極的永凍土上，他的私人廚師在他面前的一張摺疊桌上擺上了新鮮西紅柿和黃瓜。這小子竟誰也不清，一個人全報銷了。
在這一章里我們將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們先談談軍官，然後轉入軍士一級，捎帶著說說警衛部隊--也就是這些了。誰見的更多，就請他更多地寫點罷。我們的局限性就在於：當你蹲在監獄或者勞改營里的時候，你對獄束們的性格感到興趣，只是為了要避開他們的威脅和利用他們的弱點。對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關心，認為它們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圍含冤入獄的人們在受苦。和你張開雙臂都抱不攏的一大堆冤情苦難相比，這些擔任警犬職務的"木腦殼"們，他們的蠅營狗苟、他們的無聊愛好、他們職務上的成功失敗，在你眼裡算得了什麼事？
而你現在為時已晚地發覺，對他們的觀察，太欠細心。
一個還有能力從事隨便哪一種有益活動的人能不能去當監獄和勞改營看守？--這種屬於個人才能的問題，我們且不去管它。我們只提出這樣的問題："營吏"一般地能不能當一個好人？生活為他們安排了怎樣的道德淘汰過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編入內務部軍隊、內務部學校或訓練班的時候。任何一個稍許留有點精神教養的痕迹的人，一個在良心上稍有顧忌、尚能區分惡與善的人將會本能地、千方百計地避免加入這支黑色的軍團。但是我們假設他們沒有推脫得掉，這時第二次淘汰就來了：在接受訓練和執行第一次任務的時候，長官們會親自留意把所有表現出鬆鬆垮垮（善良）而不是堅強意志和堅定精神（殘忍和無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後就開始了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來還不知道是到哪裡去、去做什麼的人，現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遠充當暴力工具，充當永遠的罪惡幫凶--這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踐踏別人的命運，但你自己內心卻有什麼在繃緊、綳斷。你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於是儘管已經大大地退了，人們仍然開始設法掙脫：稱病、搞到醫生證明、改行拿較低工資、摘下肩章--什麼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這麼說，剩下的人都習慣了？不錯，剩下的人都習慣這一切了。他們已經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當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還是光榮的了。對有些人說來，連習慣的過程也不需要：他們從一開頭就是這樣的人。
鑒於存在這樣的淘汰過程，可以得出結論說，殘忍無情的人在營空當中占的比例，遠遠地大於在任取的一組居民中所佔的比例。一個人在"機關"里服務的時間越久、越沒有間斷、越有名氣，他越可能是一個壞蛋。
我們並沒有忽略捷爾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論："你們當中誰變得冷酷無情，誰的心不能同情和關心地對待遭到監禁的人們--就請他離開這個機關！"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法把這些話和現實對上號。這是對誰說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如果考慮到他同時又為科瑟列夫辯護的話（第一部，第八章）。誰理會了這些話？無論是"作為說服手段的恐怖"，無論是單憑"可疑"的逮捕，無論是早於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營，都絲毫不能給予我們這種富於同情的心和俠義騎士的感覺。如果這些年代裡有人自己離開了機關，這正好是捷爾任斯基建議留下的人--即未能變得冷酷無情的人。而那些變冷酷了的或本來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來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場合又做過另外一種建議，只是我們手裡沒有他的語錄。）
我們喜歡既不思考也不檢驗就接受過來的那些流行用語具有多麼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誰沒有聽到過用拖長的調子說出以示尊敬的這幾個字？如果想特別指出某個營吏不同於沒有經驗、毛手毛腳、愛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營吏，一般都說；"那兒的營長可是個老--契卡！"（比方像燒掉了克列姆普涅爾的《鐐銬奏鳴曲》的少校那樣的。）這個用語是契卡人員們自己講開的，而我們卻不假思索地跟著說。"老契卡"--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達時代、在葉若夫時代、在貝利亞時代都是紅人，是使他們每一個都感到滿意的人。
但是我們不泛泛地去談論"契卡人員"的一般情況。關於原來意義上的契卡人員，關於從事行動一偵查一憲兵工作的契卡人員，本書已經有專章介紹。而管吏們頂頂喜歡的就是把自己也稱為"契卡人員"，頂頂追求的就是這個稱號。他們有的人確是從那種崗位上來到這裡休息的。說休息，是因為在這裡神經不用過分緊張，健康不會受到損壞。他們在這裡的工作不需要像那裡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惡的主動勁頭。在契卡一格勃機關里需要敏銳、迅速，必須準確無誤地打中對方的眼珠，但在內務部系統里愚鈍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錯過對方的頭骨也就行了。
儘管我們十分難過，但我們無法承擔起解釋以下現象的任務：為什麼順利實現了的"勞改幹部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的口號未能在群島上創造出捷爾任斯基提倡的那種忐忑不安的對人的愛？從革命後最初幾年起，在中央懲治局和省懲治處的訓練班裡就"不脫產"地（即同時已經在監獄和集中營工作）為監獄和集中營培訓著初級的行政建設人員（即內部看守人員）。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時代的看守人員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經鍛煉的老手！）。而在這以前，中層勞改幹部就已經全部是蘇維埃的了。他們繼續學習著：起先在屬於教育人員委員部的各法律系（不錯，是屬於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並且不是無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為司法人民委員部設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喀山、薩拉托夫和伊爾庫茨克的法學院的勞改工作專修班。那裡的畢業生里工人佔百分之七十，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員會和從來沒有反對意見的中執委的決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工人化和共產黨員化了的監禁場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