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島長著許許多多獠牙，具有無數面鬼臉，你無論從哪一方面去看它，總是難以盡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厭惡。
娃娃犯人--這完全不是那些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在街上亂跑、偷東西和在鍋爐旁取暖的流浪兒，沒有這些流浪兒便不能設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兒不是從家裡而是從街頭抓來送進未成年犯教養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就已經有這種機構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況是怎樣的），未成年犯勞動習藝所（存在於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柵欄、門閂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爛的資產階級術語，有可能稱之為監獄），從一九二四年起還送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動公社"。國內戰爭、饑饉、秩序混亂、父母被槍殺、父母在前線犧牲，種種原因使他們成為孤兒。當時司法機關確實曾經企圖把這些兒童從街頭的偷竊訓練中拉出來，使他們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勞動公社中開始了工廠技藝的學習，以當時失業年代的條件而論，這是優待的安置，所以許多小夥子都樂意學習。從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系統中，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種工廠學校。少年犯們每日應當工作四一六小時，按全蘇聯勞動法典取得工資，餘下的時間就學習和娛樂，也許沿著這種途徑事情本會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從哪兒來的呢？是從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條來的，這個條文規定，兒童犯偷盜、實施強暴、傷害別人身體致成殘廢和殺人罪的，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條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較輕，不是像對成年人那樣"滿打滿算"。這已經是為未來的娃娃犯人開闢的通向群島的第一個小口，但還不是大門。
我們不會忽略這樣的有趣數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歲（比這更年幼的就不計算了）到二十四歲的犯人佔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十月革命發生時正是六歲到十四歲的少年幾乎佔了一九二七年整個群島居民的半數。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卻置身於監獄中，並且還佔了它的一半人口。這同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的鬥爭不大協調，但數字就是數字嘛。這些數字說明，群島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年輕人。
但它應當年輕到什麼程度--這是在一九三五年決定的。在這一年，在歷史的柔軟粘土上，偉大的兇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壓了進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寧格勒、搞垮自己的黨的時候，他沒有忘記兒童--他那麼熱愛的兒童，他是兒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還同他們一起照過相。這些惡作劇的淘氣孩子，這些廚娘們的子女，在國內越來越多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違反社會主義法制，他沒有別的辦法去制服他們，便想出一條妙計：對這些兒童從十二歲（他的心愛的女兒也已接近這個界線，他已經可以直觀地看到這個年齡）起可以滿打滿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說，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所解釋的，"適用一切刑罰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槍決）。
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人，當時很少理解各種法令的意義，我們老是看著斯大林手裡抱著一個黑頭髮小女孩的肖像……十二歲的孩子自己去讀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卻一個接一個地發布出來。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對於"在鐵軌下放置各種物品"的也從十二歲起判刑（噢，這是在訓練年輕的破壞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對於第十二條沒有規定的其餘各種犯罪--從十四歲起判刑。
這時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干擾。衛國戰爭開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發表驚慌失措的講話後過了四天，在德國坦克正沖向列寧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輔的時候，又發布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個法令，很難說，現在什麼對我們更有意思：表明當局在那些火燒眉毛的日子裡解決某個重大問題時的無動於衷的學院派作風呢，還是法令的內容本身。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向最高蘇維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狀（可見大恩人也是了解這件事的），說是各法院對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適用得不正確：他們對蓄意犯罪的兒童才判刑。這種心慈手軟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於是，主席團在戰火中作出說明：上述解釋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導入了法律沒有規定的限制！……於是它按照檢察長的意見向最高法院說明：在兒童不是蓄意而是過失犯罪的場合，也可對他們進行審判，適用一切刑罰方法（即"滿打滿算）！
真了不起！也許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誰也沒有接近過這樣根本解決兒童問題的做法。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對過失行為判刑--直至槍決！
一九七二年三月，當聽到一個十四歲的英國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販賣麻醉品被判處了六年徒刑的時候，全英國都大為震驚--怎麼能這樣做呢？！可是當閱讀斯大林的關於娃娃犯人的法律時，你們的左派領袖的眼睛和心靈都到哪裡去了？
"兒童？！你們為什麼消滅兒童？"一紐倫堡法庭審判席上的偶然對蘇聯國內法律一無所知（忘了自己過去是怎麼審的了）的蘇聯法官尼基琴科震驚於被告們的罪行，表示了天真無邪的驚訝。英國、美國、法國的法官們帶著更加誠實和聰明的神態和他並排坐著。
只有這樣才能把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這樣才能把集體農莊的穗頭保護好！現在糧倉可以不斷充實起來了，生活可以繁榮昌盛起來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兒童將走上漫長的改過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樣有子有女的黨員檢察長們誰也沒哆嗦一下！--他們毫不為難地簽發逮捕證。那些黨員審判員們也誰都沒有哆嗦一下！--他們睜著明亮的眼睛判處兒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勞改！
因為"剃"穗頭，判給這些小傢伙的不少於八年！
因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個褲子口袋裡裝的土豆--也是八年！
黃瓜不是這樣計價的。薩沙因為從集體農莊的菜園子里偷了十條黃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歲的小姑娘莉達在庫斯坦奈省的欽吉拉烏斯區中心的街上連泥帶土地把從卡車上像一般細水似地漏下來的穀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來。因為她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不是直接從地里或從倉庫里，考慮到這個減輕罪責的情節，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審判員發了善心的可能還有這樣一個情況，在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個說明：對帶有兒童胡鬧性質的盜竊行為（在花園裡偷幾個蘋果）--不判刑。根據類推，法院認為可以稍稍從輕處理（而我們可以從中推論出，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蘋果是判過刑的）。
很多人因為從廠辦學校逃跑而被判刑。誠然，對這種行為只判六個月（在勞改營里開玩笑地把他們稱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請看看遠東勞改營里對待"死囚"的情景；派他們從廁所里運糞。一輛雙輪大車，上面有一個大木桶，滿滿裝著惡臭的糞水。許多"死囚"有的架轅，有的從旁邊和後面推--糞桶晃動時糞水濺在他們身上，而穿著嗶嘰衣服的臉色紅潤的"母狗"們哈哈大笑，用棍子驅趕著孩子們。--還在從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運到薩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們就用刀威脅著"信用討"這些孩子以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就是六個月有時已經足夠了）。
當十二歲的孩子跨進了成年犯人監室的門檻，作為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樣的待遇，在幾乎與他們不自覺生活的年數一樣多的野蠻透頂的刑期方面、在口糧、爛菜湯、鋪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樣待遇的時候--"未成年犯"這個共產主義再教育的舊名詞不知怎的便失去了價值，輪廓模糊，含義不清了--於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個響亮的無恥的字眼"娃娃犯人"！而這些苦命的公民--還不是國家的公民，但已經是群島的公民，自己也開始帶著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複起這個字眼來了。
他們的成年時期就這麼早這麼奇怪地開始了--從跨進監獄門檻的那一瞬間。
一套連沉著穩健的勇敢的人們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歲的孩子們頭上。但年輕人依照年輕生命的法則不會被這種生活方式壓扁，而是會生根、適應。好像在幼年時期毫不困難地就可以學會新的語言、習慣一樣--娃娃犯人一進門就學會了群島的語言--這是盜竊犯的語言，掌握了群島的哲學--可這又是誰的哲學呢？
他們從這種生活中吸取了整個最不人道的東西，全部發腐的毒汁--可是卻那麼習以為常，好像他們在襁褓時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這種毒汁。
他們那麼迅速地長入了勞改營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幾星期內，而是在幾天內！好像對它一點也沒有感到奇怪，好像這種生活對他們一點也不新鮮，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繼續。"他們在外面也不是穿絲著綢長大的：剃穗頭的、往衣服口袋裡裝土豆的、到工廠上工遲到的和從廠辦學校逃跑的，不是有權有勢的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