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憤慨的喧嘩。同志們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們啪的一聲合上我的書，甩到一邊，朝它吐口水。--歸根結底這是蠻不講理！這是誹謗！他在哪裡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寫的都是些什麼人？什麼神甫、技術貴族、拖鼻涕的中學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們！是我們這些堅定不移的人們！是我們這些正統的、水晶般純潔的人們（奧威爾稱他們為"無不同政見者"）。我們即使在勞改營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實於唯一正確的……不錯，從我國的書報上看，唯一坐過牢的就是你們。唯一受過苦的就是你們。文章里也只許寫你們。好，那麼就談談你們吧。讀者能同意這個準則嗎？政治犯應當是知道自己為什麼坐牢並且是信念堅定的人。如果同意這一點，答案就有了：我們的堅定不移的先生們儘管自己被捕，仍然忠於唯一正確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信念可謂堅定，但是卻不知道為什麼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準則不高明，我們就採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準則。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內有時間對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棄便可獲得自由的那種信念的人。如果沒有這種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個不壞的準則。各個時代因思想意識受迫害的人都符合這個準則。所有革命黨人都符合這個準則。"尼姑們"、高級僧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工程師帕爾欽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統派們卻對不上號。因為：哪裡有人家逼迫他們放棄的那種信念？沒有。因而正統派們，雖然說出來不好聽，就跟那個裁縫、那個聾啞人、那個俱樂部看大門的一樣，是屬於束手無策、糊裡糊塗的犧牲品的類別。但這幫人是帶傲氣的。為了把話說得準確，先把對象明確一下。在這一章里要談的是什麼人？是所有儘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偵訊、冤枉的判決以及隨後的勞改營生活的煎熬等等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產主義意識的人們嗎？不，不是所有的。這個共產主義信仰對於其中的一些人確是發自內心的，有時候是他們殘餘的生命的唯一意義，但是：--他們不以它來指導自己用"黨的"態度對待難友；在監室和工棚里的爭論中不朝難友們叫喊說他們被關進來是"正確的"（而我被關是"不正確的"）；--不忙著向營長公民（或行動特派員）聲明："我是共產黨員，"不利用這個公式在勞改營里謀生存；--現在談起過去時，不認為勞改營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橫暴行為是把共產黨員關在裡面，至於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麼。一句話，這是一些把共產主義信念藏在心裡，而不是經常掛在嘴邊的人。似乎這只是個人的人品問題，但不止於此：這樣的人在外邊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勞改營里則是普通的苦力。阿維尼爾?鮑里索夫，鄉村教師，就是一例："您記得我們的青年時代嗎？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當時我們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縫的青年突擊隊綠制服，斜扎一根武裝帶。當時我們把金錢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裡，只要一聲召喚，要我們去幹什麼就去幹什麼。我十三歲就加入了共青團。可是您看，當我剛滿三十四歲的時候，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就宣布我觸犯了五十八條的差不多所有分條。"（我們以後會知道他在外邊的表現。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有一個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維諾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過牢。他年輕的時候是個火車司機（不是只干過一年，像某些自稱放牛娃出身的蘇維埃代表那樣），在工農速成中學和學院畢業以後當了線路工程師（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門就幹上黨的工作），是個相當不錯的工程師（在"天堂島"里他做過噴汽發動機渦輪的複雜的氣體動力學計算工作）。誠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鐵路運輸工程學院里攤上了一個黨支書的職務。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勢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裡，他打電話請求上級指示。電話沒人接，他跑去找，發現區委、市委、省委都沒有人，像被一陣風颳得沒影了，辦公大廳空蕩蕩。而更高一級的機關他好像沒有去過。他回到本單位說："同志們！領導人全跑了。但是我們共產黨員要自己起來進行防禦！"他們進行了防禦，但是就為了"全跑了"這句話，那些跑掉的把他這個沒有跑掉的關進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蘇鼓動"）。他是個不聲不響的勞動者，是個肯為別人做出犧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談話里他才吐露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堅持自己的信仰。但他從來不拿這個當一張王牌打。還有地質學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維奇?戈沃爾科，他在沃爾庫塔只剩下一口氣，還寫了一首《斯大林頌》（並且保留到現在），但不是為發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優待，而是發自內心的。他在礦上一直藏著這首頌歌！（儘管有什麼必要藏著呢？）有時候這樣的人始終不渝地保持著信念。有時候（例如從美國費城來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當年來我國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戶人中的一員，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複名譽之後不再接受黨證。有的人脫離得更早，如另一個匈牙利人薩鮑，國內戰爭期間西伯利亞游擊隊的隊長。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監獄裡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擊隊員立刻召集起來，發動整個西伯利亞，打到莫斯科，把這些畜牲們趕下台。"上面說的兩種人，我們在這一章里都不談。（況且凡是像這兩個匈牙利人一樣不幹了的，正統派們自己就會把他們除名。）笑話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們在監室里假裝正統派，只是為了讓當局安插的耳目給他向偵查員打個"好"報告；如像波德瓦爾科夫（兒子）這一號的，他在外邊張貼過傳單，可是在斯帕斯克勞改營里跟所有對當局不懷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聲爭論，目的是想藉此改變自己的厄運。我們將要在這裡考察的正統派，是屬於下面一類的：他們首先在偵查員面前，然後在監獄牢房裡，然後在勞改營里，逢人必顯示其思想的正統，現在又以這種色彩回憶勞改營的往事。由於奇特的物競天擇的結果，這些人全都不會是干苦力活的。這樣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職，處在令人羨慕的地位。他們在勞改營里最不甘心被消滅，最狂熱地爭取爬到高出於普遍的零的地位。這類人包括所有掉進班房的偵查員、檢察長、審判員和勞改幹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論家、書獃子和賣狗皮膏藥的（作家謝列市裡亞科娃、季亞科夫、阿爾丹-謝苗諾夫也只能歸入此類，別無他處）。我們也要理解他們，我們不要說風涼話。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樹難免木屑飛"--這一向是他們為當局辯護的鏗鏘有力的諺語。忽然他們自己被砍成木屑飛起來了。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這樣描寫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貝阿拉格的一個特種營）里的一個場面。當地的全體土著很驚奇地看到，帶來了一批從未見過的"特殊人物"。當局極端機密地把他們與其餘人分開看押。像這樣的一批新犯人誰也沒有見過：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頓呢和嗶嘰料子的西服、式樣講究的半高腰和淺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級人士對於普通工人不敢問津的衣著已經很懂得講究了）。由於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們取笑，沒有發給他們工作服，讓他們穿著嗶嘰衣服和鋥亮的皮鞋在沒膝蓋深的稀泥里挖地溝。其中的一個在車道木板接縫的地方把一輛裝水泥的手車弄翻了，水泥灑出來。小偷作業班長跑過來，一邊罵娘一邊捅著闖禍者的脊背；"用手捧起來，窩囊廢！"那人發瘋似地叫起來；"你怎麼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國檢察長。"大顆的淚珠順著他的臉頰滾下來。"我管你他媽的什麼共和國檢察長，死狗！把你的狗臉按進這攤水泥，你才像個檢察長呢！現在你是人民的敵人，你就得給我拉磨！"（不過工地主任出面袒護了檢察長。）如果你說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營里的沙皇時期的檢察長身上，誰也不會產生憐憫的想法：大家一致認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給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對我們自己的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儘管是穿著波士頓呢料子西裝的檢察長，怎麼能不憐憫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說他們捧得很痛--這幾乎等於什麼也沒有說。遭受這樣的打擊，這樣激毀滅，而且是從自己人手裡，從親愛的黨手裡，而且顯然是平白無故地。他們怎麼也想不通。要知道他們在黨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黨的面前他們完全是無罪的。這使他們難受到這種程度，以至在他們中間連提"你是為什麼被抓的？"這個問題都被認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節的囚犯，他們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剛見面就像說笑話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談自己入獄的經過。請看這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吧。奧利加?斯利奧斯貝格的丈夫已經被捕，現在來人搜查，要連她一起抓去。搜查進行了四小時，在這四小時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業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各項記要。沒有整理出來的記要比永遠丟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連指揮搜查的偵查員都忍不住勸她："你還是先跟孩子們告個別吧！"請看這都是一些怎樣的人吧。伊麗莎白?茨維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長期犯監獄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