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衣著顯出自己與眾不同--這種如此普遍的人的願望實際上是在揭露我們自己，特別是在敏銳的勞改營的眼光里。我們覺．得我們是在穿衣服，而實際上是在把自己脫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實價值拿出來給人看。我當時不懂，我的軍裝跟馬特羅寧娜的紅色三角頭巾是半斤八兩。隱在幕後的目不轉睛的監視者看清了這一切。於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員來找我。中尉要見您，請到這兒來，請進這個單獨的房間。
年輕的中尉說話很客氣。在這間舒適而整潔的房間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紅日照耀著，輕風吹拂著窗帘。他讓我坐下。不知道為什麼，他建議我寫一份自傳，--好像他提不出比這更令人愉快的建議似的。在我那純粹是往自己臉上吐口水的偵查筆錄之後，在"烏鴉車"和遞解站的侮辱之後，在押解隊和監獄看守之後，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個我們光榮紅軍的前大尉的盜竊犯和雜役之後，我坐在寫字桌前，沒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討人喜歡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濃淡適度的墨水在勞改營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潔的紙張上書寫著：我曾是一個大尉，我曾指揮過一個炮兵連，我得到過一些勳章。從寫出這種文字的本身，我重新獲得了我的個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為認識論主體的"我"！但要知道我畢竟還是從大學出來的，畢竟是從老百姓里來的，在軍隊里只是偶然的。請設想一下在一個職業軍人的身上，要求對自己另眼看待的這種習性會是多麼根深蒂固！）中尉讀完自傳以後，十分滿意："這麼說您是一位蘇維埃人，對嗎？"嗯，對。嗯，當然對，幹嘛不對？從污泥和灰燼中重新站起來，並且重新成為一個蘇維埃人，這是多麼叫人高興！--這就是半個自由！
中尉請我過五天以後到他辦公室去。然而，在這五天之內我不得不告別我的軍服，因為穿著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軍便服和馬褲掖進箱子，在勞改營的保管室里領了一套打了補丁褪了色的破爛，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後又洗出來的。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儘管我還沒有認識到它的意義：我的內心還不是犯人類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經變成犯人類型了。頭剃光了，被飢餓折磨著，被敵人壓榨著，我很快也會獲得那種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誠實，多疑，窺探著一切。
過了五天以後，我就是以這副模樣去找行動特派員，當時心裡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麼主意。但是特派員不在。他根本不來上班了。（他已經知道了，而我們還不知道呢：再過一星期我們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國人運到新耶路撒冷來替換我們。）我就是這樣避免了和中尉的會見。
我和加麥羅夫也和英加爾討論過，叫我寫自傳到底是什麼用意，我們這些天真的孩子沒猜想到這已經是伸進我們巢里的第一隻猛獸的利爪。其實情況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當中來了三個年輕人，他們彼此一直不斷地議論著什麼，爭論著什麼。其中有一個膚色駿黑、渾圓的臉、表情明郁、留著小鬍子的青年，就是在會計室找到一個差事的那個，整夜整夜地不睡覺，在板鋪上不斷地寫著些什麼，寫完就藏起來。當然可以派個什麼人去把他藏的東西奪過來。但是為了不打草驚蛇，還是從他們當中那個穿馬褲的人嘴裡了解一切比較簡單。他顯然是部隊里出來的，是一個蘇維埃人，對於精神上的監視一定肯幫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爾真的是給自己做了頭半夜不睡覺的規定，這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創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沒有床墊、沒有枕頭和被子的"小車廂"床板上，穿著棉背心（屋裡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著鞋，兩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著牆，嘴裡喝著鉛筆，眼睛嚴峻地望著面前的一張紙。（對於勞改營說來，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壞的行為了！但是無論他，無論我們都還不懂得這是多麼顯眼，人家對這種舉動盯得多麼緊。）
他夜間寫作而白天藏起來的是一篇關於坎佩西諾的小說。這個人是同他一起坐過牢的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戰土。美加爾高度讚賞他的農民的質樸。坎佩西諾的命運是簡單的：在和佛朗哥的戰爭中打敗了以後，來到蘇聯，過了一段時間就在這裡被捕了。
英加爾不是一個溫暖的人。別人是不會在初次的衝動之下就向他打開心扉的。（寫完了這句話，我停下來想了一想：難道我當時是溫暖的嗎？）。但是他的堅定性卻是當之無愧的典範。在勞改營里寫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會上升到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幾天的挖土工生活壓得透不過氣。在一個晴和的九月的黃昏，我和鮑利斯只找到了在營區邊緣的一堆爐渣上稍坐一會兒的時間。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閃耀著五彩繽紛的禮花--這是"戰勝日本慶祝日"。但是我們勞改營區的路燈發出暗淡無力的光亮。磚廠的窗戶透出發紅的敵意的光亮。廣大的廠區內的電線杆上的路燈排成神秘的長串，像我們刑期的月月年年，漸漸遠去。
瘦弱的不斷咳嗽著的加麥羅夫雙手抱住膝頭，反覆地吟誦著：
對祖國的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來法西斯啦！拉來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聽到這樣的喊聲。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島所有的島嶼上都是這個情況。我們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來打開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們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從那時候起，相也照過了，釋放證明書也準備好了，會計室的帳也結了，--但是一個月過去了，遇赦的犯人們仍然愁眉苦臉地呆在討厭的鐵絲網裡面。有的地方過了兩個月、三個月還出不去。因為沒有人頂替他們。
沒有人頂替他們！而我們這些天生的雙眼瞎竟然整整一個春天和一個夏天曾在連牆縫都堵死了的監室里盼望著大赦。斯大林全可憐我們！……他會"考慮到勝利後的形勢"！……頭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們漏掉了，他以後還會發布第二次專為政治犯的大赦……（連細節都有傳說：這個大赦令已經寫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簽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等待著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曾經相信過！……）但是如果把我們赦免了，誰去下礦井？誰扛著鋸條進森林？誰去燒磚，砌牆？斯大林締造成功了這樣一種制度，只要它表現出一點仁慈或寬大，那時瘟疫、饑饉、荒蕪、破敗便立即會籠罩全國。
"拉來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們或者蔑視我們的非政治性罪犯們現在幾乎是很親熱地看著我們，因為我們是前來頂替他們的。那些被俘人員們在被德國俘虜期間曾發覺了世界上沒有比俄羅斯民族更被人蔑視、被人拋棄、被人看作是異己的、沒有用處的民族。現在，當他們從運牲口的紅色車皮里、從卡車裡跳到俄羅斯的土地上來的時候，才知道在這個被排斥的民族當中，他們是最命苦最遭難的一支。
偉大的、"全世界未曾見過"的斯大林大赦原來就是這麼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裡見過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規定釋放刑期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條"，這類犯人但幾乎沒有人判過這麼短的刑期；在它適用的範圍中，這種人不見得能佔到百分之零點五。但即使在這百分之零點五當中，大赦的不寬容精神仍是勝過了它的寬容詞句。我知道一個青年，好像叫馬久申（他曾在卡盧加關卡附近的一座小勞改營里當過畫家）。他在很早的什麼時候，幾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條一l一已判了刑，當時還沒有決定對這種事情該怎麼量刑，該給多少年。他們一共只給馬久申判了三年--這是絕無僅有的事例！滿期以後自然沒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說要等待特別指令。但是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大赦！馬久申開始請求（哪裡敢說"要求"）釋放。心有餘悸的登記分配處官員們差不多一連五個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後終於把他送回庫爾斯克省原籍。傳說（不然也沒法相信結局會是這樣！）很快他又被扒拉了進去，增加到"十元券"。決不能允許他從第一次審判的疏忽大意中撈到好處！
所有入門行竊、攔路扒衣、強姦少女、腐蝕幼童、矇騙顧客、要流氓、使無防衛者毀容、濫伐濫捕、一夫多妻、敲詐勒索、騙取財物、收受賄賂、誹謗、誣陷（但是這一類人實際上並沒有坐過牢--這是針對未來說的！）、販賣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強迫婦女賣淫、由於無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釋放。（以上只是開列了屬於大赦範圍內的法典條文，並不是雄辯的辭藻。）
在這以後還能向人民要求什麼道德嗎？
減去一半刑期的有：盜用公款者、偽造證件和配給本者、投機倒把者和盜竊公物者（斯大林對於敢掏國家腰包的傢伙畢竟是有點生氣的）。
但是，最引起原來的前線軍人和被俘人員反感的是對戰時逃兵的一股腦兒的全體寬恕！所有由於膽怯而從部隊里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