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撒旦發明的"分級灶"也並非全能的。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鉤。就象農奴們從前曾經悟出過"寧願吃不飽，不想累斷腰"這個道理一樣，犯人們也明白了：在勞改營里並非低等口糧而是高等口糧才是一把殺人的刀。懶蟲！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動物！他們不想要補加糧！他們不想要這一小塊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營養的麵包！他們連提前釋放也不想要了！他們連光榮榜也不想上了！他們不想站到整個工程和全國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計畫，儘管五年計畫是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的！他們躲到礦井的隱秘角落，躲到建築工地的各層樓板上去偷懶。他們高興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幹活。
像雅羅斯拉夫爾城郊的礫石場這樣一類大規模的勞動場面並不是經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員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塊不大的面積上，誰只要一停止動作，馬上就會被發現。這是理想的條件：只要山頭上那桿旗子不倒下，沒有發出休息的信號，誰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場合該怎麼辦呢？
想過了。想出了一個"作業班"。其家我們怎麼能想不到呢？在我國，連民粹派也是想經過村社進入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者則是要通過集體。我們的報紙直到今天還是這麼寫的--"對於一個人，最主要的東西是勞動，而且必須是在集體中的勞動"！
在勞改營里正好是除了勞動之外一無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體中的！這麼說來，勞改營不正是人類的最高目標嗎？最主要的東西不是已經得到了嗎？
作業班怎樣服務於其成員的心理上的充實、互相促進、互相監督和尊嚴感的提高--對這些我們已經有過一個說明的機會（第三章）。根據組成作業班的不同目的，還需要選定與此相適應的生產任務和班長（勞改營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長必須能夠在首長、看守、押解隊不在場的情況下，利用棍棒和口糧驅使犯人幹活，把作業班帶起來。沙拉莫夫舉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馬的一個淘金季節，一個作業班的全體成員死絕了好幾輪，而作業班長還是原來的。在克麥羅夫勞改營里有這麼一個叫別列洛莫夫的班長。他從來不動嘴，只用那根當做"制自"用的棍棒發號施令。這類人的姓氏可以佔去本書的許多頁，但是我沒有去編錄它。有意思的是，這一類的班長多半來自盜竊犯，不對，該說是來自流氓無產階級。
然而，什麼事情人們不能適應？如果看不到作業班有時候也成了土著社會的一個自然的細胞，如像獄外之有家庭一樣，那會是我們的一個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見過這樣的作業班，而且不止一個。誠然這不是所謂"一般勞動"的作業班，在那樣的作業班裡，必須有一些人死掉，否則其餘的人是活不下來的。我所說的基本上是專業班；電工、車工、木工、油漆工。這些作業班人數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護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現得越明顯。
為了帶領這樣的作業班和發揮這樣的作用，需要有適當的班長，適度地殘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規範，眼光銳利，在班內辦事公道，有一套對付上司的練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啞的聲音罵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搗蛋；要使所有的雜役都怕你三分，不放過為自己的作業班多爭一百克麵包、一條棉褲、一雙靴子的機會。但是也要和有勢力的雜役拉好關係，可以從他們那裡打聽出勞改營里的新聞和動向。這一切都是他實行正確的領導所必需的。他必須十分了解各項工程以及有利的與不利的工段（並善於把相鄰作業班--如果它存在的話--擠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對於搞"圖赫塔"（弄虛作假）的機會要有銳敏的眼力--能摸准在這五天里從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額上還是在完成數上。當工地主任已經拿起漏水的自來水筆要在工作日報單里劃"不合格"的時候，他要能夠毫不動搖地維護虛報數字。要善於給定額員送"油水"。知道他的作業班裡誰是眼線（如果不是過分聰明和有害，就讓他繼續幹下去，否則就塞一個較差的去頂替）。而在作業班裡，他永遠知道對誰該用眼神鼓勵一下，對誰該罵幾句，今天給誰派的活應該輕一點。有這樣的作業班長的這樣的作業班，總是能嚴峻地相處，嚴峻地活下來。沒有任何溫情，但是也不會有人倒下來。我在這樣的一些作業班長手底下干過--西涅布里亞科夫，巴維爾?波羅紐克。如果編一份這類人的名單，也會佔許多頁。根據聽到的許多介紹，共同的一點是，這一類會辦事的聰明的作業班長多半是"富農"的兒子。
可有什麼辦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業班當做一種生存形式強加給你，那有什麼辦法？總得設法適應吧？勞動使我們喪命，但是要想不喪命也只能通過勞動。（當然，這是可以引起爭論的哲學。也許這樣回答更對：用不著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喪命，還是讓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喪命吧。問題是人家橫豎不會讓你……）。
作業班長有時也會面臨困難的抉擇：伐木作業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務，班長是要去蹲禁閉的。不想蹲禁閉，就得把班員們往死里使喚。哪邊厲害，就得朝哪邊磕頭。
兩個管理班子對於勞改營的用處，就像鐵鉗需要有兩個夾頭。兩個班子就象鐵鎚和鐵鑽，它們把犯人鍛成國家需要的東西，一旦砸爛了就掃進垃圾堆。雖然單另為營區（即勞改營本身）維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開支，雖然它常常由於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撓、干擾生產施工的進行，但仍是照設不誤，可見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失策。設置兩個管理班子--這就是把一個折磨者變成兩個，兩者交替行動，互相競賽，看誰能從一個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給他的更少。
一個班子手裡掌握著生產、材料、工具、運輸，只缺一樣做不足道的東西--勞動力。這個勞動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隊從勞改營裡帶出來，每天晚上帶回營（或者是兩班倒）。犯人們在生產班子手裡的那十個或十二個小時之內，沒有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們在工作日之內倒斃了，兩個管理班子都不會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燒毀或亞麻子油被盜竊更容易報銷。對生產班子說來，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內多幹些，在工作日報單里給他們少記些。因為生產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總要找一條路於彌補：要知道，托拉斯、建築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長、總務主任、汽車司機都在偷。犯人們偷得最少，而且不是為自己（他們能拿到哪裡去？），而是為本營的首長們和押解隊員。更大的損失是漫不經心和考慮不周的經營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對一切都不愛惜，也造成損失。彌補所有這些短缺只有一條路子--少付勞動力的報酬。
勞改營管理班子手裡只有勞力"（此乃縮略語的傑作！），但這是決定性的因素。勞改營長官們就是這樣說的：我們能卡他們（生產管理班子）的脖子，他們別處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為如此，他們拚命想拿手裡的勞力去多撈錢。這些錢固然也上交國庫，但一部分留作本營的管理費用，作為對勞改營領導給犯人提供警衛（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勞。
正如我們的設計周到的社會制度中一貫的情形一樣，這裡也有兩個計畫對面頂撞：一個是要求把工資開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產計畫，一個是要求從生產單位給勞改營搞來最大限度工資收入的內務部計畫。旁觀者會奇怪：為什麼要使自己的計畫發生衝突？噢，這裡頭大有文章！兩個計畫一衝突，就能把夾在當中的小人地擠扁。這一條原則的效力遠遠超出群島的鐵絲網之外。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兩個班子互相間一點也不敵視，並不像你根據它們經常的爭執和互相欺騙可能設想的那樣。在需要把什麼東西壓得更扁的地方，它們彼此是貼得很緊的。儘管勞改營長是全體犯人的生身父親，但是他永遠會欣然地同意並簽署一張證明犯人自己應對其致殘負責而與生產單位無關的文書；他不會十分堅持應當發給犯人們工作服或者提出某個車間里沒有通風設備。（沒有就沒有吧，有什麼辦法，是暫時的困難嘛，列寧格勒圍困時期是怎麼過來的？……）勞改營管理當局從來不會拒絕按照生產管理當局的要求把態度不好的作業班長、丟失了鐵鍬的工人或執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師關進禁閉室。在荒僻的新村裡不正是這兩個管理班子的成員構成了當地的"泰加森林工業地主"的上層社會嗎？不正是他們的妻子們在互相串門作客嗎？
如果工作日報單里仍是不斷地攙進虛報，如果在日報單里寫進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從來沒有張過口的地溝；修理了根本沒有壞的暖氣設備和機床；更換了還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麼做出這種事情甚至並不是由於不擇手段地搞錢的勞改營管理當局的慫恿，而是犯人們（作業班長們、定額員們、工長們）自己干出來的，因為所有的國家定額都是這麼回事；它們不是為地球上的現實生活規定的，而是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規定的。一個有獻身精神、身體健康、吃飽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