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羅馬人稱為阿芙樂爾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撫摸過群島的第一個黎明。
當我國同胞們從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里聽到，M?米哈伊洛夫發現我國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營的時候，許多人（西方也有許多人）大為震驚：難道這麼早嗎？難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當然不對！當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錯了。實際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營已經發展到了鼎盛時期（甚至已經接近了尾聲。如果說群島是在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中誕生的，那要確切得多。
情況能不是這樣的嗎？讓我們細想一下。
難道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教導過，必須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的強制機器並且應立即建立新的來代替它嗎？而強制機器包括：軍隊（我們對於一九一八年初紅軍的建立並沒有覺得奇怪）；警察（建立軍隊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存在）；再就是監獄。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新型監獄的設置怎麼可以慢慢來呢？
總之，在監獄的事情上，無論是新的舊的，都是不可以慢慢來的。十月革命以後的最初幾個月，列寧就已經要求採取："最堅決最嚴酷的加強紀律的措施。"而嚴酷的措施沒有監獄能辦得到嗎？
無產階級國家在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麼新的東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為初步的設想，他提出了一套懲戒方法："凡不服從本法令者……沒收其全部財產……並加以監禁或押送前線進行強迫勞動。"據此我們可以指出，群島的主導思想即強迫勞動是在十月革命後的頭一個月內提出來的。
當伊里奇還和和平平地坐在拉茲里夫的芬芳蔥鬱的列草場上聽著丸花蜂的嗡嗡聲的時候，他已經禁不住要思考未來的刑罰制度了。早在那時候他已經對這個問題做過估量並且要我們放寬心，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單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從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鎮壓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
那麼，從十月革命開始的這種"比較容易的"國內鎮壓讓我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呢？據流亡國外的統計學教授伊?阿?庫爾干諾夫計算，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戰爭死亡，單算由於以恐怖手段消滅、鎮壓、飢餓而死的，以及勞改營中高於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於低於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們付出了……六千六百萬人的代價（不算上述赤字則是五千五百萬）。
六千六百萬人！五千五百萬人！
不管是自己的還是異己的--誰不渾身發麻？
我們當然不能擔保庫爾干諾夫教授數字的準確性，但我們沒有官方的數字。只要發表了官方數字，專家們可以拿兩者做批判性的對照。（現在已經出現了幾篇利用了被隱瞞和打亂的蘇聯統計數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數量之大仍是這樣令人驚心動魄。）
再舉出幾個數字來對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們談虎色變的沙俄憲兵第三廳曾像一條繩索似地把偉大的俄國文學團團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機關有多大的編製呢？成立時是十六個人，活動的全盛時期是四十五人。對於任何一個最偏遠的省份的契卡機關說來，這都是一個可笑的數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監獄"里，二月革命發現了多少政治犯？（應當記住，"剝奪者"、搶劫者、政治殺人犯當時也列為政治犯。）什麼地方是存著所有這些數字的。大約，單在一座克列斯特監獄就關著五十多名這類犯人，還有施呂瑟爾堡的六十三名，還有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和苦役場所回來的幾百名（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中心監獄釋放了約兩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監獄裡都還蹲著一些他們這樣的人呢！不過想知道有多少呢？請看摘自當地態度激烈的報紙的唐波夫省的數字。二月革命打開了唐波夫監獄的牢門以後，在裡面發現了政治犯……七人。在伊爾庫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無需我們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從二月到七月沒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後坐牢的也寥寥無幾，條件也極為寬鬆。）
然而這時候卻遇到了麻煩：首屆蘇維埃政府是個聯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員部不得不交給左派社會革命黨，司法人民委員部便不幸落到了他們手中。這個司法人民委員部按照腐朽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觀念辦事，差點沒把我國的刑罰制度引向了崩潰的邊緣。它做出畸輕的判決，對於先進的強勞原則幾乎是拒不實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同志要求增加監禁場所的數量和強化刑事鎮壓，五月，他轉入具體的指導，指示：對受賄者必須判處不少於十年的監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強迫勞動，總共二十年。這樣的量刑標準最初可能使人覺得悲觀：莫非二十年以後仍舊需要強迫勞動嗎？可是我們現在知道了，強勞原來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後仍會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後的好幾個月之內，各地監獄的管理人員仍是沙皇時代的原班人馬，派去的新人只有監獄政委。厚臉皮的獄吏們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監獄職工會"）並在監獄行政管理方面實行了選舉制！犯人們也不甘落後，他們也實行了內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應吸引犯人參加自管自監。）囚徒的這種自由群居方式（"無政府主義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進階級專政任務的需要，不利於從俄羅斯大地上消除害蟲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監獄教堂沒有封閉，我們蘇維埃的囚犯們每逢禮拜天都高高興興地往那裡跑，哪怕是為了散散心，那將成何體統！）
自然，儘管是沙皇時代的獄吏，對於無產階級說來，也並不全是廢物。不管怎麼說，這是一門對於實現革命的近期目標十分重要的專業。因而當時的任務就是"從監獄管理人員中挑選那些沙俄監獄的積習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頑程度（"尚未"是什麼意思？如何甄別？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並且有可能留用來完成新任務（比方，凡能幹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話"是，長官！"，"不，長官！"或能迅速地開鎖的人都合格，是嗎？）的分子"。至於監獄建築物、囚室、鐵窗和門鎖，雖然表面上還是原來的樣子，而實際上都獲得了嶄新的階級內容，崇高的革命意義。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個法院還是按照慣性習慣，在判決書上一味地寫什麼"入獄"、"入獄"之類的詞句。這就延緩了在監獄領域內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進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確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發生了一起並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義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鎮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亂"，其實是重要性不亞於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場政變。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由此得來"蘇維埃政權"的名號。但是這個政權的成分還十分渾濁，因為其中除布爾什維克以外還有其他黨派的代表。儘管聯合政府的成員只有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兩個黨派，但在幾屆（第二、三、四屆）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及大會選出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里卻有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等等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因而全俄中執委還帶有極不健康的"社會主義議會"的性質。一九一八年的頭幾個月內，由於採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支持的）果斷措施，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或被開除出全俄中執委（是根據該組織本身的決議，此可謂別具一格的議會程序），或者乾脆被取消了入選的資格。在議會中還佔據著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個異黨就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了。但是擺脫他們的時刻也已經來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們一個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工農代表蘇維埃"政權（按傳統仍稱為"蘇維埃政權"）便再也不會違抗布爾什維克黨的意志，並且從此便具備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從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起，舊型監獄機器的改造、群島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著手進行。
至於這項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確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已經指出，生產勞動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當然，許久以後維辛斯基做了解釋，"這不是那種使人心智枯竭的勞動"，而是"魔術師（！）般的勞動，它能把空虛和渺小的人們變成英雄。"為什麼我們的犯人不應該在囚室里閑聊天或者翻書本而應當去勞動呢？那是因為在蘇維埃共和國里是不能容許被迫的遊手好閒的，是不能容許"強迫寄生"的。這種現象只能存在於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呂瑟爾堡里。如果讓囚犯們過這樣的閑散生活，那就直接違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憲法規定的蘇維埃共和國勞動制度的基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讓犯人參加勞動，這些人的口糧就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被剝奪。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員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