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俄文中OCTPOT這個字造得好--一看就覺得結結實實！而且構造多麼奇巧！讓你逃不脫的那四堵牆的結實勁兒好像活現在其中。什麼全有了--嚴厲、魚叉、鋒銳（迎著涼不了的面孔扎進眼睛的暴風雪的刺蝟般的鋒銳，營區圍牆的尖樁的鋒銳，當然還有鐵絲網上的鐵蒺藜的鋒銳），這三個詞兒緊繃繃地擠在"奧-斯-特-勒-奧-格"這六個音節里。還有"謹慎"這個詞兒也緊挨在旁邊，--後面不是還帶著個"犄角"嗎？對了，那個犄角直挺挺地豎在那兒，向外突出著，照直對準了我們！
如果對整個俄國的牢獄習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縱的觀察，就拿這個機構的最近九十年來說--明顯地看出它並非一直是同一個犄角，而是先後長出的兩個犄角：民意黨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個用來觸人的地方，就是連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後它漸漸地變圓了、變禿了，朝著基部越縮越短，直到變得一點也不像一隻犄角，只剩下一個毛茸茸的底座兒（這是二十世紀初）--但是後來（一九一七年以後）另一個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現一些小骨突地。在這個基礎上，隨著獄方態度之日益跋扈，隨著"你沒有權利！"的喝斥聲，它又逐漸隆起、變尖、變硬、變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進了人的脖子下面鎖骨上方的凹處：監禁！並且，馬上發出鐺……（TOH）的一聲，像遠方傳來的深夜的警鐘--它每年都發出一次轟鳴。
如果只根據施呂瑟爾堡監獄（沙皇時代監獄）某一個犯人的經歷來考察這條拋物線，（B?費格涅爾著《銘記不忘的勞動人）那末一開始是有點可怕的：一個囚犯只有號數，誰也不稱他姓名；憲兵們--像是在盧賓卡訓練出來的：私下不對你說一句話。你結結巴巴說出個"我們……"--"請您只說自己！"死一般的寂靜。牢房永遠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瀝青的。通風小窗每天只打開四十分鐘。吃的是清水菜湯和稀粥。不讓從圖書館借學術書籍。兩年看不到一個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後--才給一些編上號碼的紙張。
後來，慢慢地--增加了活動餘地，變得圓通起來了：白麵包也有了，帶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錢還可以買東西；抽煙也不禁止；玻璃裝上了透明的，氣窗經常開著，牆壁改刷成淺一些的顏色；也可以憑藉書證從聖彼得堡圖書館借書看了；菜園子之間裝的是柵欄，可以談話，甚至可以彼此講演。囚犯們已經向獄方進逼了：再給我們一些土地！再給一些！已經有兩個監獄院子裝飾上樹木花草。種的花卉和蔬菜已經有四百五十個品種！瞧，還有了科學搜集工作、木工房、鍛工場，可以掙錢，可以購買書籍，甚至購買俄國的政治書籍，可以從國外訂購雜誌。還可以同親屬通信。放風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費格涅爾回憶，逐漸地"已經不是獄吏在叫喊，而是我們沖著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獄吏拒絕送出她的申訴書，為此她撕下了獄吏的肩章！後果是這樣的：來了一個軍事偵查員，在費格涅爾面前為無知的獄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種種的放鬆和放寬是怎樣發生的呢？費格涅爾認為有的事情與個別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關，另外的原因是"憲兵們和被看管者"混熟了、習慣了。囚犯們的堅強、尊嚴和舉止適當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畢竟認為：時代的空氣，這種驅散黑雲的普遍濕潤和新鮮的空氣，這種吹遍整個社會的自由之風--是決定性的！要是沒有這種空氣，大約只能和憲兵們一起每星期一學習一次簡明教程"（但當時不會這個），再就是勒的更緊，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獄吏的肩章後所得到的也不會是"銘記不忘的勞動"，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監獄制度的動搖和削弱當然不是自行發生的--而是由於整個社會與革命者們一起對它儘力動搖和嘲笑的結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頭槍戰中而是在幾十年以前就已經徹底輸掉：那時富家子弟把坐牢視為光榮，而軍官們（甚至近衛軍的）認為與憲兵握手是一種恥辱。隨著監獄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確地形成著戰無不勝的"政治犯倫理學"，各革命政黨的成員們也愈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本黨法規的力量，而不是國家法律的力量。
這時，一九一七年降臨俄國，騎在它肩頭的便是一九一八年。為什麼我們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不容許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從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監獄（服刑監獄和偵查監獄），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變空了--那些監獄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們是怎樣度過這一年的--頗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園子、靠種土豆勉強糊口（從一九一八年起他們就好過多了，在施巴列爾監獄，直到一九二八年，他們還在為新政府服務，日子港過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後一個月，已經開始明白，沒有監獄是怎麼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關在鐵窗後面沒有地方可放（參看第二章）--說得乾脆些，就是因為新社會裡沒有他們的位置。兩個特角之間的那塊平地就這樣摸索著走過了，開始摸到了前頭的第二個犄角．
當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監獄的各種慘狀再也不會重複：再不會搞什麼討厭的感化、什麼獄中禁止交談、單人牢房、隔離放風和排成單行的齊步走，甚至監室也不會上鎖！--親愛的來賓們，請你們互相見面吧，盡情暢談吧，彼此對布爾什維克發發牢騷吧。而新監獄當局注意的方向是執行外部警戒職務和接收沙皇監獄的財產（它恰恰不是那種應當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國家機器）。幸運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監獄或牢獄在國內戰爭中並沒有遭到破壞。只是這些弄髒了的舊字眼免不了要改換。現在把它們稱為政治隔離所，把"政治"和"隔離"連在一起構成的名稱表明：承認過去的革命政黨的黨員是政治上的敵人，並指明鐵窗並不具有懲罰性質，而只是必須把這些過了時的革命者同新社會的前進過程隔離開來（而且，顯然是臨時的）。各個老中心監獄（蘇茲達爾中心監獄好象從國內戰爭時期起就已經開始）的拱頂監室就在上述條件下接受了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
他們回到這裡的時候，全都意識到自己的囚犯的權利，並帶著早已經過考驗的傳統--如何堅持這些權利。他們把以下的待遇視為法定的權利（從沙皇那裡爭取到的並由革命確認了的）：領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糧（包括一天半包香煙）；從市場購買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許多小時的自由放風；監管人員對他們以"您"相稱（而他們自己在監獄管理人員面前可以不站起來）；夫妻住在一個監室里；報紙、雜誌、書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臉刀和剪刀--都放在監室里；一月三次收發信件；一月會見一次；窗戶當然是不用任何東西擋起來的（當時還沒有"籠口"這個概念）；監室間走來走去不受阻礙；放風院子要有樹木花草、丁香；自由選擇放風同伴，並且可以把裝有信件的口袋從一個放風院子扔到另一個放風院子；懷孕女犯在產前兩個月從監獄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們還記得某種較高級的東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監獄裡便會感覺到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是共同體的一個環節。自治（自由選舉在行政面前代表全體犯人一切利益的組長）能夠削弱監獄對單個犯人的壓力，因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來，並且使每一個抗議因得到全體響應而增加力量。
他們就著手去堅持這一切。而監獄當局也著手去剝奪這一切。於是就開始了無聲息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沒有炮彈的爆炸，只是偶爾有幾聲步槍的射擊，而打破玻璃的聲音在半俄里以外是聽不到的。為維護殘有的一點自由、為維護殘存的一點持有觀點的權利而進行著無聲息的鬥爭，這場鬥爭幾乎進行了二十個年頭--但是關於它沒有出版過帶插圖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變化、勝利和失敗的紀錄--我們現在幾乎是無從得悉的，因為在"群島"上是沒有文學的，口頭傳說也隨著人們的死亡而中斷。只有這場鬥爭偶爾迸射出來的一些水珠，在間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濺落到我們這裡。
何況從那時候起我們已經是幾經滄桑了呀！--我們是經歷過坦克戰的人，我們是知道原子彈爆炸的人--如果監室上了鎖，犯人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通信權，公開敲牆打暗號、從窗口對著窗口喊話、用線繫上便條從一層放到另一層樓，並堅決要求至少讓各黨團的組長能自由地巡視各監室……這在我們看來算得了什麼鬥爭呢？如果盧賓卡監獄的典獄長走進監室來，而無政府主義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會革命黨人卡嘉?奧利茨卡婭（一九三一年）拒絕在他進來時起立（而這個野蠻傢伙想出一種懲罰辦法。剝奪她出監室去解手的權利……），這對我們說來算得了什麼鬥爭呢？如果兩個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為抗議那種只許低聲說話的壓抑個性的盧賓卡命令，在監室里高聲唱起歌來（唱的只不過是丁香花和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