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下屬發出一個個不容爭辯的命令，堅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線上，處在死亡好像使我們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權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著聽取他們"立正"站著報告。打斷他們的話，作指示。對那些論年紀能當我父親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稱（他們當然稱我為"您"）。派他們鑽到槍林彈雨下去接通打斷的電線，只是為了高級長官不致責備我（安得烈雅申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吃自己的軍官黃油加餅乾，毫不思考為什麼我該有這樣的東西而士兵卻沒有。我當然有一個勤務兵（說得好聽點叫通訊員），我給他添了無數的麻煩，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為我單獨做和士兵不一樣的飯食（盧賓卡的偵查員倒是沒有這種通訊員，這點對他們沒話可說）。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們為我彎腰挖特殊的地下掩護所，頂上鋪些較粗的圓木，好讓我舒服而安全。啊，對不起，在我的炮兵連里，也有過禁閉室，不錯！--就是設在樹林里的那東西吧？--也是一個坑，當然要比戈羅霍維茨的陷阱好一些，因為是有遮蓋的，還能吃到士兵的口糧，維尤什科夫因為丟掉馬在那裡蹲過，還有波普科夫因為瞎擺弄卡賓槍也在那裡蹲過。啊，真對不起，還想起一件事來：當兵的用德國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機坐墊上的皮）給我縫製了一個圖囊，卻沒有皮帶。我正發愁。他們無意中在一個游擊隊政委（當地區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適的一條皮帶--就把它卸下來了：我們是正規軍嘛，我們高人一等！（記得那個行動人員先琴科嗎？）最後，還有那個鮮紅色的煙盒也是我奪來的，怪不得我牢記著被人奪走的情景……
瞧，肩章會把人變成什麼樣子。祖母在聖像前的諄諄告誡都到哪兒去了呀！還有少先隊員關於未來神聖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裡去了！
因此，當反間諜人員在旅長的指揮所里從我身上撕下這一對可詛咒的肩章，卸下皮帶，連推帶搡地把我帶出去上他們的汽車時，儘管我整個命運已經完蛋了，我仍然為一件事不安：我在這種被罷官的狀態中怎能走過電話員們的房間呢--我這副樣子不應當讓列兵們看到！
在被捕後第二天，就開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爾之旅。一批被抓獲的人犯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發送到方面軍反間諜機關。從奧斯特羅德押送我們步行走到布羅德尼茨。
把我從禁閉室帶出去列隊時，那裡已經站著七名囚犯，排成三對半背向著我。其中六人穿著破舊不堪的飽經風霜的俄國士兵大農，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著"SU"兩個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蘇聯），我已經知道這個標記，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帶著又悲傷又抱歉的神色拖著沉重的步子朝著解放了他們的隊伍迎面走來的我們俄國戰俘的背上看到過。他們被解放了，但是在這種解放中沒有相互的歡樂，祖國同胞們用那種比對待德國人更陰鬱的眼光斜視著他們，而在不遠的後方，他們遭遇到的將是：被關進監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個德國平民，穿著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經五十開外了，個子高高的，保養得很好，有著一張吃白凈糧食養成的白凈的臉。
我排在第四對，押解隊長韃靼人軍士用頭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隻貼上封條的箱子。在這隻箱子里裝著我的軍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書面證據。
怎麼說--拿箱子？他，一個軍士，想要我這個軍官拿著箱子走？就是說，拿著新的內務條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邊卻空手走著六名列兵？還有--一名戰敗民族的代表？
我沒有那麼複雜地向軍士表達這種種想法，只是說：
"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吧。"
聽到我的話，囚犯中沒有一個轉過身來：轉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並排站著的那個，也是SU，驚異地瞟了我一眼（當他們離開我們軍隊的時候，這個軍隊還不是這樣子的）。
然而，反間諜機關的軍士並沒有感到驚異。雖然，我在他的眼裡當然已經不是軍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訓練是相同的。他把那個毫無過錯的德國人叫過來讓他拿箱子，好在他連我們的話也聽不懂。
我們其餘的人，都把手背了起來（戰俘連一個小背包也沒有，他們空手離開祖國，空手回到祖國），於是由四對人排成的我們這個縱隊便出發了。我們不會和押解人員交談，而彼此談話，無論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時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應當像是帶著無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個人都憋在自己的單人監室裡頭。
正是變化無常的早春天氣。一會地薄霧瀰漫，即使在堅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煩地撲哧撲哧響著稀泥。一會兒大空明朗起來，淡黃色的柔和陽光，好像對自己的贈賜還不很有把握似的，溫暖著幾乎已經化了雪的丘崗，使得我們應當離開的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會兒突然颳起一陣惡風。從黑雲中撒下似乎已經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臉上、背上、腳下，濕透了我們的軍大衣和包腳布。
前面是六個背影，固定的六個背影。有時間去反覆細看這些彎彎扭扭的醜惡烙印SU和德國人背上發亮的黑衣料。也有時間去反覆思量過去的生活和認清現在。而我卻不能。迎頭挨了一棍後--我對現在已經認不清了。
六個背影。在它們的晃動中既沒有贊同，也沒有責怪。
德國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斷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經拿不動了。這時，和他並排的戰俘，天曉得他剛剛在德國俘虜營中嘗過什麼滋味（或許也感受過仁慈）--自願地拿起箱子提著走了。
然後其他的戰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員的命令輪流拿了箱子。然後又是德國人。
但我除外。
而誰也沒有對我說一個字。
有一次，我們遇到了長長的一列沒有載貨、的馬車隊。馭手們好奇地回頭觀望，有的在車上站起來，瞪大眼睛瞧著。很快我便明白了，他們的活躍和痛恨表情是沖我來的--我跟其餘的人有顯著的區別：我的軍大衣是新的、長長的、照身材縫製的，領章還沒有拆下來，沒有割下的鈕扣在露出雲層的太陽光下閃爍著廉價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個軍官，新鮮的，剛被抓起來的。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軍官的垮台使他們感到快意的激動（正義感的某種余跡），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被政治講話填滿了的腦袋裡容納不下一個想法：他們的連長也能這樣一下子被抓起來的。於是便一致斷定，我是從那邊來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網了吧？！槍斃他，這條毒蛇！！"--馭手們懷著後方的憤怒（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是在後方）狂熱地大聲叫喊，同時還夾進了許多罵娘的話。
我被他們想像為一個什麼國際惡棍，然而到底給逮住了--於是現在前線的進攻就會進展得更迅速，戰爭就會結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們些什麼呢？一句話都禁止我說，而我卻應當向每個人說明全部生活。我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我不是潛入的破壞分子，我是他們的朋友，為了他們我才在這個地方？我便微笑起來……我朝他們那邊瞧，我從起解的囚犯隊伍里向他們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齒在他們眼裡要比嘲笑更壞，於是他們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熱向我發出侮辱的喊叫，並且揮拳威脅。
我微笑著，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並不是因為偷竊，並不是因為背叛祖國或者臨陣脫逃，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惡毒的秘密。我微笑著，因為我想要並且也許還能稍稍改正一下我們俄國的生活。
然而，這個時候我的箱子卻由別人拿著……
我甚至對此並不感到內疚！如果走在我旁邊的那個陷塌的臉上兩星期來已長滿柔軟的茸毛、眼神充滿痛苦感受的人，當時用清清楚楚的俄語責備我，說我求助於押解人員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榮譽，說我使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說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會理儲他的！也許我乾脆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要知道我是一個軍官呀！
如果我們中間的七個人註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個可以被押解人員救出來--那末有什麼能妨礙我喊出：
"軍士！救我。我是軍官！
請看，什麼叫做軍官，即便他的肩章並不是藍色的！
如果肩章還是藍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輸了他是軍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輸了這種想法，即他比別人更受信任，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應當讓受偵查人的腦袋夾在兩腿中間並在這種狀態中把他塞進管道去呢？
幹嗎不塞呢？……
我自以為具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然而卻是一個完全培養好了的劊於手。要是我在葉吉夫時期進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那末在貝利亞時期不是正好適得其位了嗎？……
如果有讀者期待這本書將是一種政治上的揭發，那就請他在這裡合上吧。
如果是那麼簡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