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十年、後來又過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時代的墳墓上已經長滿了青草。刑期已經服滿，甚至無期的流放也已結束。但不論什麼地方-一不論在勞改營的"文比教育"處，不倫在區圖書館裡，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裡沒有見過、手裡沒有拿過、不能買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詢問蘇聯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識的那些經過了偵查、法院並且不止一次被勞改和流放的幾百萬囚徒--其中也沒有一個人眼裡見過法典，手裡拿過法典！（深知我國的多疑氣氛的人懂得：為什麼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區執行委員會詢問法典。你對法典的興趣將會是一種非常的現象：或者你正在準備犯罪，或者想湮滅罪跡！）
只有當兩個法典結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後日子，只有當它們應當被新法典代替的時候，--一隻是那個時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售貨柜上看到它們，兩個平裝的小兄弟，yk和yllK（因為已經無用便決定把它們放出來）。
我現在深受感動地閱讀著。例如，刑訴法典規定：
第136條-一偵查員無權用暴力和威脅的方法強迫被告
供述或招認。（預見得多麼清楚！）
第111條--一偵查員還必須查明證明被告無罪的情節，
以及減輕其罪責的情節。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呀！……我槍斃了高爾察克！……我清算過富農！……我給國家節約過一千萬盧布！……我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兩次負傷！……我得過三次勳章！……"
我們並不是為這個審判你--歷史張口露出了偵查員的牙齒，--你做過好事--這與案情無關）。
第139條--被告有權親筆書寫供詞，並要求對偵查員
書寫的筆錄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時知道這條多好！正確些說：如果實際上真是這樣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們總是徒然地請求偵查員不要寫上"我的卑鄙讕言"來代替"我的錯誤言論"，不要寫上"我們的地下武器庫"來代替"我的生了銹的芬蘭刀"）。
啊，要是給受偵查人先上一課監獄學多好！要是進行偵查工作時先排演一下，然後再來真的多好！……對一九四八年的二進獄者就沒搞過這種偵查把戲-一因為那是白費勁。但初進獄者沒有經驗、沒有知識。並且無人可與商量。
受偵查人的孤獨！-一這就是不公正的偵查獲得成功的又一個條件！整個機關撲上去摧毀這個孤獨的受壓的意志。從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偵查的整個最初突擊期，囚犯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在監室里，在走廊里，在樓梯上，在偵查室里，--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應當與自己的同類接觸，不應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機關盡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來，歪曲他的現在：把他的親友都說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證說成是已經找到的。誇大自己對他及其親人進行制裁的可能性，誇大自己給予饒恕的權利（機關根本沒有這種權利）。把真誠"海改"同減輕判決和勞改營待遇聯繫起來（這種聯繫根本就不存在）。當囚犯驚魂未定、受盡痛苦並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時期內，從他嘴裡儘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儘可能多牽進一些清白無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頹喪到那種程度，甚至請求不要向他們念筆錄，受不了，拿來簽吧！拿來簽吧！）-一隻在那以後，才從單人監室放他到大監室去，在那裡他將後悔莫及地發現並回味自己的錯誤。
在這個決鬥中怎能不犯錯誤呢？誰能不犯錯誤呢？
我們說過"應當處在理想的孤獨狀態"。但是在三七年（還有四五年）監獄發生人滿之患的時候，這個新抓來的受偵查人的理想的孤獨原則無法得到遵守。囚犯幾乎從最初幾小時起就處在人煙稠密的集體監室中。
但這也有它的優點，可以彌補不足。監室的擁擠不僅代替了狹小的單人隔離室，它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刑訊，特別可貴的是，這種刑訊長達整整的幾晝夜、幾星期-一併且偵查員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訊囚犯由囚犯自己未進行！監室中擠進了那麼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小塊的地方，人踩著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動地方，彼此坐在腳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奧夫的羈押所里一個單人監室塞進一了十八個人，一九三七年在盧甘斯克--十五人，而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員二十五人的布蒂爾卡標準監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間。他對牢房生活描寫得很好。廁所這樣擁擠，以至一晝夜只讓解一次手，有時甚至是半夜去，放風也這樣！他在盧賓卡接收站"狗窩"里曾經計算，整整幾個星期內，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時要擺三個人（請合計一下，請安排一下！）在"狗窩"里，沒有窗和通風裝置，由於體溫和呼吸，溫度高達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條村褲（冬季衣物墊在自己身下），他們的赤裸肉體擠在一起，由於別人的汗水，皮膚長上了濕疹。他們就這樣幾星期地蹲在那裡，既不給他們空氣，也不給他們水喝（除了爛菜湯和早上的一杯茶）。
這一年在布蒂爾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經過洗澡房和隔離間的處理）幾晝夜坐在樓梯台階上，等待起解的犯人騰出監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爾卡蹲過，他說，板鋪下都塞得滿滿的，犯人們躺在瀝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過--同樣的情況。但不久前我從M?K?勃-契得到了一份關於一九一八年布蒂爾卡擁擠情況的寶貴的個人證明：在那年十月（紅色恐怖的第二個月），擠得那麼滿，甚至在洗衣房裡設置了七十人的女監室！那末，布蒂爾卡什麼時候空過呢？
如果再加上用馬桶代替上廁所（或者相反，從一次上廁所到另一次上廁所之間，在監室里沒有馬桶，像在西伯利亞某些監獄裡那樣）；如果再加上吃飯四人合用一個缽子，並且還相互坐在膝蓋上；如果時而拉出什麼人去審訊，時而推進個挨過毒打、睏倦不堪、渾身癱軟的什麼人；如果這些癱軟的人們的樣子要比偵查員的任何威脅更有說服力；一個等了幾個月還沒有傳訊的人會覺得，任何一種死亡，任何一種勞改營似乎都比他們的扭曲的姿態輕鬆得多--這種種也許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獨狀態？並且在這樣亂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誰講心裡話，很不好下決心，也並不是經常能找到一個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對於刑訊和毒打，當偵查員拿它作威脅的時候，你不一定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過刑訊的人們，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會親口告訴你，怎樣往喉嚨里灌鹽水，然後一晝夜在隔離室里受乾渴的折磨（卡爾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後再塗上松節油（魯道夫?平措夫旅長兩者都嘗到了，而且還用針插進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脹破--逼他在筆錄上簽名，招認他想在十月革命節閱兵式上把坦克旅開向政府領導人）。從全蘇自然科學家協會前藝術部主任亞歷山德羅夫那裡，可以獲知阿巴庫莫夫本人是怎樣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亞歷山德羅夫被打斷了脊椎骨，身子向一側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淚的機能。
是的，是的，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本人決不鄙棄這種粗活（親臨前沿的蘇沃洛夫！），他喜歡有時親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樂意打人。他是在蘇哈諾夫卡的"將軍"偵查辦公室里干這種活的。辦公室有核桃木的護牆板，門窗上掛著絲綢帘子，地板上鋪著一塊大幅波斯地毯。為了不弄壞這件漂亮東西，給準備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鋪了一條骯髒的血跡斑斑的長墊子。在拷打時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撫摸著直徑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氣地說："這麼說來，您光榮地經受住了熬鷹的考驗（一個月不讓睡覺，亞歷山大?多爾甘是靠耍滑頭才支持下來的--他站著睡）。現在我們拿棍子試試。我們這裡沒有人能支持兩三場的。請您褪下褲子，請趴在墊子上。"上校騎在挨打者的背上。多爾甘想計算打擊的次數。他還不知道，由於長期挨餓，屁股已經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經上是什麼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頭痛欲裂。在第一下打擊後，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亂抓墊子。留明繼續打，力求打到點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軀使勁壓住--這正是為權力無邊的留明當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顆大金星的人該乾的工作！（在一場以後，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當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褲子，傷痕卻幾乎沒有。發作了一場很厲害的腹瀉，而多爾甘坐在自己的單人監室的馬桶上卻哈哈大笑，他還要去挨第二場，第三場，打得皮開肉綻，留明狠勁上來，動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腸子流下造成嚴重的疝氣，他得了腹膜炎，拉進市蒂爾卡醫院，強迫他幹缺德事的企圖也就暫時歇手了。）
你也會受到這種折磨！在這種場面以後，基什尼奧夫的偵查員丹尼洛夫用通條打維克多?希波瓦爾尼科夫神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