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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英國要放開英鎊了。」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說，「至今英鎊都只是在官方範圍內交易，但這一界限早已跟英鎊的實際價值不合了，要加入歐共體了。現在倫敦聰明地放開了英鎊，好在浮動中找到真正的價值，為加入歐共體打下一個有利的基礎。」
「這是不是講，英鎊會貶值呢？」
「當然，」勃蘭登伯格說，「而且我聽說是要貶百分之八。」
「聽誰說？」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從哪兒聽說這放開的事的？這種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說。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點剛過一會兒。杜塞爾多夫淫雨霏霏，勁風颼颼。今天天氣晴朗不起來了，涼絲絲的，對這個季節來講幾乎太涼了。「既然他們周末放開英鎊，你怎麼今天就知道了？」我問，「這種事沒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蘭登伯格說，「我對你講過，我在倫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尋常的人物。」
「他們是非同尋常。花了我一大筆錢。但我必須知道它。我得什麼都先於他人知道。公司會對我感恩戴德。你以為，我們在倫敦的分公司今天會幹什麼呀！不然我們的損失會有多大啊！我可以為這信息支付三倍的錢。十倍的錢！無所謂。董事會裡的人高興。」
「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傢伙。」我說。
「我知道。」勃蘭登伯格說，繼續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樣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實，頭顱碩大，光禿禿的。這個頭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顆色子，那麼笨拙，那麼肥寬。幾乎一點也看不到脖子。勃蘭登伯格顎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靈活狡黠。豬眼睛。他在辦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裝，襯衫袖子高高挽起。他愛穿彩色條紋的襯衫，尤其是紫色和綠色的，從來不穿白襯衫。他的領帶不時髦，皺巴巴的，有些甚至抽絲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著同一件皺巴巴的休閑服跑來跑去，連續數星期不換。他的鞋也常是破破舊舊的。他吃起來像一頭豬。看他吃飯是一種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從他嘴裡掉落。他舔個不停，舔檯布和餐巾布。他多數時候手指甲太長不幹凈。他是我所認識的最不修邊幅、最聰明的男人，六十一歲，未婚，他真是我們公司的無價之寶。
勃蘭登伯格是損失保險部的負責人。環球保險公司大廈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辦公室在八樓。環球保險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幾家之一。我們保險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生命、汽車、飛機、輪船、電影產品、地產、首飾、人、人的一部分、乳房、眼睛、女演員們的腿——沒有什麼我們不保的東西。但還是有。對，有一次我驚愕地發現，我們不保險男性生殖器。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保險的，但不保陰莖。當然，我們對性無能提供保險，但不保險陰莖受到傷害或失去。這非常罕見。我到處打聽過，沒人能解釋。
環球保險公司總公司在杜塞爾多夫，在比利時、英國、法國、荷蘭、奧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設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亞、巴哈馬群島、巴西、哥斯大黎加、厄瓜多、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日本、哥倫比亞、墨西哥、紐西蘭、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魯、烏拉圭、美國和委內瑞拉設有辦事處。根據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賬目，資產負債表總計為一百二十億馬克，擁有三億馬克的資產和儲備。杜塞爾多夫總公司有員工兩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萬人為環球保險公司工作。十九年來我一直在損失保險部工作。
損失保險當然是最重要的部門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他跟我一樣，職業上是個律師。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發生了一例損害案，只要它略有一點諱莫如深，勃蘭登伯格就會插手。此人嗅覺靈敏。他頂風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麼不對頭，是否散發出欺騙或罪行的濁氣。他是環球保險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麼也不信，誰也不信。對於他來說，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無辜。或者是等我們證明出他們有罪。我們總共是四十多人，內有律師、前警官，全都效勞於勃蘭登柏格。當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癢，他嗅出了蹊蹺時，他就將他們派出去。他喜歡人家叫他「血犬」。他對這種表達感到驕傲。多年來，他的懷疑給環球保險公司節約了一大筆錢。雖然收入豐厚，這個未婚男人卻像個流浪漢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館裡。他一生都住在旅館裡，憎恨那種有自己的住處或乾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對爆玉米花有著無法遏止的嗜欲。他總是隨身帶著滿滿的袋子。一袋袋堆在辦公桌上。勃蘭登伯格不停地大聲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滿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厲害的傢伙。他憎恨每一種形式的肉體努力。十分鐘的路程他也會叫車。他沒有女友，沒有愛好，只有他的職業——日日夜夜。有無數次，他一大早就打電話把我從床上叫醒，讓我去他的辦公室，談一樁案子。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點鐘他就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樣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亂糟糟的，上面鋪滿紙張，紙張上散著煙屑和茶漬。子夜之前這人從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這就是古斯塔夫?勃蘭登伯格。
「誰要是現在有很多錢，就可以炒英鎊獲得厚利。」邋遢鬼勃蘭登伯格說。煙灰落到他的領帶上，他一點也沒覺察。他的下巴上粘著一塊早餐時的紅果醬。
「你不是有很多錢嗎？」我說。
「我是個窮人。」他說。這是他的一貫伎倆。他沒完沒了地哭窮，這個傢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為一萬八千馬克。他拿錢幹什麼了，我從沒問出來過。「另外，正經人不幹這種事。」他邊說邊剔牙縫。
「可是公司做。」
「那當然。」他說，說完就不出聲了，怏怏不樂地盯著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這持續了也許兩分鐘。
「聽我說，」我說，「是你讓人叫我來的。你說是一件要緊事，現在別睡著了。也許你該講講那件要緊事換換口味吧。」
他將手指上的東西彈進房間，抬頭望著我，嘴裡咬著雪茄說：「赫伯特?赫爾曼死了。」
「不可能！」我說。
「就是死了。」他說。
「可他還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許吧，」勃蘭登伯格懶洋洋地說，「也許不是。」
「見鬼，古斯塔夫，講吧！別讓我發瘋！」我找香煙。當我點著一支時，他有點興奮起來。
「也許是自殺。」他說，將一大把爆玉米花扔進嘴裡。其中有幾粒又掉了出來，因為他講話時嘴裡總是包得滿滿的。「要是那樣就好了，自殺。這將是最理想的。那我們就不必付錢了。」
「誰付？」
「算在『月華』的損失費上。」
「誰是『月華』？」
「這是他的遊艇。」古斯塔夫說，「在我們這兒上了保險。」
「多高？」
「一千五百萬。」
「好極了，」我說，「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沒、各種損壞，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盜、觸礁、撞船，各種形式的破壞或外來損害。只是沒有保自毀。只是沒保赫爾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華』一起升天。」
「啊哈。」我說。
「是的，」他說，「這沒有。」他重新從小袋子里將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點兒嗎？」
「不，謝謝。這麼說那遊艇毀掉了？」
「全毀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細嚼慢咽，然後又吸雪茄，「他從戛納起航，上面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三個人。七名船上員工，赫爾曼，兩對夫妻，另外還有一個人。它從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發生的，在戛納和科西嘉之間爆炸了。我跟戛納負責這種事的部門通過電話了。當這個消息通過德國新聞社傳來時，我還在，是凌晨一點鐘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節。赫爾曼給自己找了這麼一個合適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遊客來來往往。」
在低一層樓的新聞中心有德國新聞社和另一家國際聯合新聞社的電傳打字機。我們是這兩家新聞社的長期用戶。
「戛納的水上警察有個很長的名字，」他望著一張髒兮兮的紙條，「『戛納下城區地中海海軍水上事務部』。在舊碼頭，總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區調查此案。你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對不對？」
「對。」我說，我也能流利地講英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
「我的法語糟透了。但是，我至少聽懂了：上司去美國旅行了，他們稱他為『行政負責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趕到了出事地點。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後來我又打了一次電話。那必定是一次威力無比的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