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經常寫紙條給我。她不管開車送我到什麼地方，讓我下車的時候，她總要塞給我一張紙條。我一直不明白她為什麼這麼做，她想說的話可以當時就當面跟我說，不必這樣浪費紙張，我也不必聞到信封黏膠的難聞氣味。
我想，第一張紙條是她在一九五四年我第一天上幼稚園時寫給我的。那時我多大？五歲了嗎？學校操場上到處是孩子，尖叫著，奔跑著。我抓著母親的手，與她一起走進校園。一位戴黑色無邊軟帽的女士站在幾位老師面前。我看到別人的媽媽親吻自己的孩子，然後離去。我大哭起來。
「怎麼了？」母親問。
「不要走。」
「你下課出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等你。」
「不要。」
「沒關係的。那時我會在這裡。」
「要是我找不到你怎麼辦？」
「你會找到我的。」
「要是我失去你，怎麼辦？」
「你不可能失去你媽，查理。」
她微微笑著。她把手伸進外套口袋，拿出一個小小的藍色信封，交到我手上。
「拿著。」她說：「非常想念我的時候，就打開它來看。」
她從皮包裡拿出面紙，擦拭我的眼睛，給我一個擁抱，跟我說再見。如今我仍然可以看到她倒退著離去的模樣，她對著我飛吻，她唇上塗了露華儂牌口紅，頭髮掠過耳際。我用拿著信的手向她揮別。我猜，她沒有想到我剛開始上學，還不會認字。這就是我的母親。最重要的是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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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據說是這樣的，一九四四年春天，她在派普維爾湖畔遇見我父親。那時她在游泳，他在與朋友玩棒球。他朋友把球扔太高了，球掉到湖裡。我母親朝著球游去。我父親也撲通跳下水。他撿到了球，頭浮起來，這時我母親正巧也游到了這裡，兩人的頭便撞上了。
「那之後我們就沒有停下來。」她說。
他們的感情進展得又快速又熱烈，因為我父親就是這樣，只要著手做一件事，既非要達到目標不可。他是高大壯碩的年輕人，高中畢業不久，把頭髮梳成高高翹翹的飛機頭，開著他老爸的藍白相間拉莎爾轎車。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立刻從軍，對我母親說他想「成為我們鎮上殺死最多敵人的人」。他被送上船，派遣到義大利北部的亞平寧山與波河流域一帶，就在波隆納城附近。一九四五年他從那邊寄了信來，向我母親求婚：「當我的妻子。」我覺得他這句話聽起來比較像命令。我母親回信答應了，她用的是別緻的亞麻信紙，這種紙對她來說太昂貴了，但她還是買了下來。我母親敬重文字，也敬重那些用來傳達文字的工具。
我父親接到信兩星期之後，德國簽署了戰敗投降的文件。他要回來了。
我的說法是，他沒有嘗夠合他口味的戰爭，所以他拿我們當對象，製造出他自己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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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名叫「萊納」，不過大家都喊他「萊恩」。我母親的名字是「寶琳」，但是大家都叫她「珀希」，就像一首童謠裡唱的「滿滿一口袋的珀希」。她有一雙大大的杏眼，瀑布般流瀉的深色長髮經常挽起來；她的臉龐柔潤而白皙。她讓人聯想到女星奧黛莉赫本——在我們的小鎮，適合用這句話來形容的女子並不多。她喜歡化妝——睫毛膏、眼線、口紅，你想得到的化妝品，她都用——大多數人覺得她「有趣」或「活潑」，或是到後來覺得她「怪裡怪氣」或「剛愎自用」。而我在童年多數時候覺得她嘮叨。
我穿了防水鞋套嗎？有沒有穿外套？功課做完了沒有？我的長褲為什麼裂開了？
她總是要糾正我的文法。
「自己和蘿貝塔要去——」我開口。
她就打斷我：「蘿貝塔和我。」
「自己和吉米要——」
「吉米和我。」她說。
父母會把自己的某種姿態刻在孩子心上。我母親的姿態是一個塗了口紅的女人，身體向前傾，搖著手指，懇求我做得比眼前的我更好一些。我父親的姿態則是一個休息中的男人，肩膀倚著牆，手裡拿著香菸，看著我在水裡游泳或者往下沉。
現在回想，我覺得那時的我應該就要能理解到，他們當中，一個是向前傾朝我接近，另一個卻是向後退著離開我。然而那時我只是個孩子，而孩子又能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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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是法國新教徒，我父親則是義大利天主教徒。他們的結合包含了過多的上帝、罪行與各種為生活添加調劑的小事。他們吵個不停。為孩子吵；為食物吵：為宗教信仰吵。我父親把一幅耶穌畫像掛在浴室外面的牆上，我母親趁他上班的時候，取下耶穌像，把它掛到比較不顯眼的地方。父親回家後大喊：「看在基督的分上，你不能把耶穌移走！」她說：「萊恩，這是一幅畫。你認為上帝希望自己被掛在浴室旁邊嗎？」
他把畫掛回來。
第二天，她又移走它。
如此你來我往，沒完沒了。
他們帶著不同的背景與文化，但假如我家採行民主體制，我父親那一票要算成兩票。他決定我們晚餐要吃什麼，房子要漆成什麼顏色，該把錢存進哪家銀行，我們打開家裡那台增你智黑白電視時應該看哪一頻道的節目。我出生那一天，他通知我母親：「這孩子要在天主教的教堂受洗。」事情就這麼定了。
可笑的是，他自己並不是虔誠的教徒。戰爭結束後，我父親開了一家賣酒的店。他對利潤的興趣比他對先知預言的興趣更高。至於我，我只需要崇拜一樣東西便行，那就是棒球。我還沒學會走路，他就投球給我接；我母親還沒開始讓我使用剪刀，父親就給了我一根木質球棒。他說，只要我有「計畫」，只要我「致力實現這計畫」，有一天我就能進入大聯盟的隊伍。
你年紀那麼小，你當然會套上父母對你的計畫，而不是安住於你自己的計畫中。
所以，我從七歲開始，就在報紙上搜尋我未來僱主的比賽成績。我在父親的店裡放了棒球手套，好讓他在能偷閒的幾分鐘裡，可以在停車場扔球給我接。有時我甚至穿著棒球釘鞋去參加星期天的彌撒，因為一唱完儀式最後的詩歌，我們就要趕去看美國棒球大聯盟（American Legion）的比賽。聽到有人說教堂是「上帝之家」時，我擔心上帝會不喜歡我腳底的鞋釘插進祂的地板。有一次我掂起腳尖站著，不過父親小聲對我說：「你在幹什麼好事？」我立刻把腳跟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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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母親不喜歡棒球。她是獨生女，小時候家裡很窮，戰爭爆發後，她被迫輟學，做工賺錢。她讀夜校拿到高中畢業證書，然後進入護理學校就讀。她認為，對我最重要的就只有書本和大學，以及書和大學能為我打開的大門。談到棒球，她最好聽的話是：「它讓你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
但是她會出席。她站在看台上，臉上戴著大太陽眼鏡，頭上頂著本地美容院為她精心處理過的髮型。有時我會從球員休息室偷偷看她，見到她在遠眺地平線。但輪到我上場打擊時，她便拍手大叫：「加油，查理！」我想，我只在乎這個了。我父親離開我們之前，曾經在我參加過的每一個球隊都擔任過教練。有一次他發現我朝母親那邊看，當場高喊：「眼睛看著球，奇克！那邊沒有任何東西能幫你！」
媽媽並不在「計畫」之中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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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還是可以說，我愛慕我母親；是男孩子那種一方面愛慕他們母親，一方面又把媽媽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她讓我很容易就喜歡她。首先，她很有趣。她不在乎把冰淇淋塗得滿臉都是，逗別人開懷大笑。她會模仿怪腔怪調，例如大力水手的聲音，或是學爵士歌手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的嘶啞歌聲：「如果你不讓它進來，你就不能把它吹走。」她搔我癢，也讓我搔她癢，然後她大笑著把手肘緊緊向身子壓緊。每天晚上，她幫我塞好被子，揉揉我頭髮，說：「親媽媽一下。」她對我說，我很聰明，人聰明是老天給的一種榮寵，她堅持我每星期要讀完一本書，並且帶我上圖書館，確保我能做到每星期讀一本書。有時她的衣著太過俗麗。她跟著音樂唱歌，這件事也讓我感到困擾。但是我們之間從來沒有——一刻都沒有——出現過無法信任對方的問題。
我母親說什麼，我都相信。
但不要誤會，她對我可不是百依百順。她會打我，責備我，處罰我。但是她愛我。她真的愛我。當我從鞦韆上摔下來，她愛我。當我穿著沾滿泥巴的鞋子踩上她的地板，她愛我。當我嘔吐、流鼻涕、膝蓋流血，她愛我。我來了，我走了；我的狀況非常好或乘常壞，她都愛我。她有一座無底的井，對我源源不斷流出愛。
她唯一的缺點是沒有叫我努力去追求她這份愛。
你聽一聽，我的理論是這樣的：孩子會追求那些躲著他們的愛，對我來說，這躲起來的愛是我父親的愛。他把它藏在某處，像人們把文件放在公事包裡。我一直努力要走進那兒。
多年後，我母親去世了，我列了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