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羅斯福在白宮的時候，他曾這樣承認如果他每天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時候是對的，那是到達他最高程度的標準了。
如果這最高的標準，是二十世紀一位最受人注意的人希望的，你我又該如何呢？
如果你能確定，在你一整天百分之五十五的時候是對的，你可以到華爾街，一天賺進百萬元，買遊艇，娶舞女了。如果你不能確定，你百分之五十五的時候是對的，你憑什麼要指摘人家的錯誤呢？
你可以用神態、聲調，或是手勢，告訴一個人他錯了，就像我們用話一樣的有效——而如果你告訴他錯了，你以為他會感激你？不，永遠不會！因為你對他的智力、判斷、自信、自尊，都直接的給予打擊，他不但不會改變他的意志，而且還想向你反擊。如果你運用柏拉圖、康德的邏輯來跟他理論，他還是不會改變自己的意志，因為你已傷了他的自尊。
你千萬別這樣說：「你不承認自己有錯，我拿證明來給你看。」你這話，等於是說：「我比你聰明，我要用事實來糾正你的錯誤。」
那是一種挑戰，會引起對方的反感，不需要等你再開口，他已準備接受你的挑戰了。
即使你用了最溫和的措辭，要改變別人的意志，也是極不容易的，何況處於那種極不自然的情況下，你為什麼不阻止你自己呢？
如果你要糾正某人的錯誤，就不應該直率的告訴他；而要運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法，才不會把對方得罪了。
就像吉士爵士向他兒子說的：
「我們要比人家聰明，可是你卻不能告訴他，你比他聰明。」
人們的觀念，是隨時在改變的，二十年前我認為對的事，現在看來卻似乎是不對了。甚至當我研讀愛因斯坦理論時，我也開始存著懷疑的態度。再過二十年，我或許不相信自己在這本書上，所寫下的東西。現在我對任何事情，都不像從前那樣敢於確定。蘇格拉底屢次跟他的門徒這樣說：「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
我不希望比蘇格拉底更聰明，所以我也避免告訴人們說他錯了。同時我也覺得，那確實對我有益。
如果有人說了一句你認為錯誤的話，你知道他是說錯了。若是用下面的口氣來說，似乎比較好一些：「好吧，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可是我有另外一種看法；當然也許是不對的，因為我也經常把事情弄錯，如果我錯了，我願意改正過來——現在讓我們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普天下的人，決不會責怪你說這樣的話：「或許是不對的，讓我們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即使科學家，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去訪問史蒂文生，他不但是科學家，也是一位探險家，他曾在北極圈一帶住了十一年。其中六年的生活，除了水和肉外，吃不到其它任何東西。他告訴我，他正在進行一項實驗！我問他那項實驗，是作那方面的求證？他所回答的話，使我永遠無法忘的了。他說：「一個科學家，永遠不敢求證些什麼，我只試著去尋求事實。」
你希望自己的思想科學化，是不是？是的，除了你自己外，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你。
如果你承認自己，隨時都可能犯錯，就能免去一切麻煩，也不需跟任何人辯論了。而別人受到你的影響，也會使他承認他自己有難免的錯誤。
如果你知道，有個人確實犯了錯誤，而你直率的告訴他，指責他，你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我舉出這樣一個特殊的例子來：S君是紐約一位年輕的律師，最近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護一件重要案子，這樁案件牽涉到一筆鉅額的金錢，和一項重要的法律問題。
在辯護過程中，一位法官向Ｓ君說：「海軍法的申訴期限是六年，是不是？」
Ｓ君沉默了一下，目注法官片刻，然後就即說：「法官閣下，海軍法中並沒有這樣限制的條文。」
Ｓ君在講習班中，敘述當時的情形，說：「當我說出這話後，整個法庭頓時沉寂下來，而這間屋子裏的氣溫，似乎就在剎那間降到了零度。我是對的，法官是錯了，我告訴了他。可是，他是不是會對我友善，不，——我相信我有法律的根據，而且我也知道那次講的比以前都好。但是我並沒有說服那位法官，我犯了大錯，我直接告訴一位極有學問而著名的人物？他錯了——」
很少人有邏輯性，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懷有成見，我們之間，都受到嫉妒、猜疑、恐懼，和傲慢所毀傷。很多人不願意改變他的宗教、意志，甚至於包括他的髮型。所以，假如你準備告訴別人他們有錯誤時，請你每天早餐前，把魯賓遜教授所寫的一段文章讀一遍。他是這樣寫的：
「我們有時發現自己會在毫無抵抗和阻力中，改變自己的意念。可是，如果有人告訴我們所犯的錯誤，我們卻會感到懊惱和懷恨。我們不會去注意一種意念養成，可是當有人要抹去我們那股意念時，我們對這份意念突然堅實而固執起來。並非是我們對那份意念有強烈的偏愛，而是我們自尊受到了損傷。
「我的」兩字，在人與人之間，是個最重要的措辭，如果能恰當的運用這兩個字，是智能的開端。無論是「我的」飯，「我的」狗，「我的」屋子，「我的」父親，「我的」上帝，這名辭具有同樣的力量。
我們不只反對有人指我們的表錯誤，或是我們的汽車太舊，而是不願意有人糾正我們任何的錯誤。對一樁我們認為「對」的事，總樂意繼續相信它。如果有人對我們有了某種的懷疑，就會激起我們強烈的反感，而用各種方法來辯護。
有一次，我請了一個室內裝潢師，替我配置一套窗簾。等到他把帳單送來，我嚇了一跳
幾天後，有位朋友來我家，看到那套窗簾，提到價錢，幸災樂禍的說：「什麼——嘿！那太不像話了，恐怕你自己不小心，受了人家的騙吧！」
真有這回事？是的，她說的都是真話，可是人們就是不願意聽到這類的實話。所以，我竭力的替自己辯護。我這樣說，價錢昂貴的東西，總是好的。
第二天，另外有一個朋友到我家，她對那套窗簾，誠懇的加以讚賞。並且她還表示，希望自己有一套那樣的窗簾。我聽到這話後，跟昨天的反應完全不一樣。我說：「說實在的，我配製這套窗簾，價錢太貴了，我現在有點後悔。」
當我們有錯誤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自己承認——如果對方能給我們承認的機會，我們會非常的感激；不用對方說，極自然地我們就承認了。如果有人硬把不合胃口的事實，往我們的喉嚨塞下去，我們是無法接受下來的。
美國內戰時，一位極著名的輿論家「格利雷」，跟林肯的政見不合，他以為他那運用嘲笑、謾罵的爭辯方法，可以讓林肯接受他的意見，能使對方屈服。他連續不斷的攻擊林肯，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就是在林肯被刺的那天晚上，他還寫了一篇粗魯、刻薄，嘲弄林肯的文章。
這些苛刻的攻擊，能使林肯屈服？不，永遠不能。
如果你想要知道，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如何管理你自己，又如何改善你的人性、品格，你可以看一部「弗蘭克林自傳」。這是一部有趣味的傳記，也是一部美國文學名著。
在這部自傳中，弗蘭克林指出，他如何改過他自己好辯的惡習，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個最能幹，和藹，善於外交的人物。
當弗蘭克林還是一個經常犯錯的年輕人時，一天，一位教友會裏的老教友，把他叫到一邊，結結實實的把他訓了一頓。
「班，」這位老教友叫弗蘭克林的名字：「你太不應該了。你打擊跟你意見不合的人。現在已沒有任何人會理你的意見。你的朋友發覺你不在場時，他們會獲得更多的快樂。你知道的太多了，以致再也不會有人，告訴你任何事情——其實，你除了現在極有限度的智識外，不會再知道其它更多了。」
據我所知，弗蘭克林之所以能成功，那是要歸功於那位老教友尖銳有力的教訓。那時弗蘭克林的年紀已不小，有足夠的聰明來領悟其中的真理。他已深深知道，如果不痛改前非，將會遭到社會所唾棄。所以他把自己過去所不切符實際的人生觀，完全改了過來。
弗蘭克林這樣說：「我替自己訂了一項規則，我不讓自己在意念上，跟任何人有不相符的地方，我不固執肯定自己的見解——凡有肯定含意的字句，就像『當然的』，『無疑的』等話，我都改用『我推斷』，『我揣測』，或者是『我想像』等話來替代。當別人肯定的指出我的錯誤時，我放棄立刻就向對方反駁的意念，而是作婉轉的回答——在某一種情形下，他所指的情形是對的，但是現在可能有點不同。
「不久，我就感覺到，由於我態度改變所獲得的益處——我參與任何一處談話的時候，感到更融洽，更愉快了。我謙沖的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們會快速的接受，很少有反對的。當我給人們指出我的錯誤時，我並不感到懊惱。在我『對』的時候，我更容易勸阻他們放棄他們的錯誤，接受我的見解。
「這種作法，起先我嘗試時，『自我』很激烈的趨向敵對和反抗，後來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