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聲中的痛苦——利伯爾曼的行為悲喜劇
羅伯特?霍華德?利伯爾曼是一位極有文學天賦的美國文學家。與索爾?貝婁、諾曼?梅勒?約翰?厄普代克等著名作家相比，他當屬年輕的一代作家了。利伯爾曼1941年2月4日出生在紐約市，父親是一位律師。1965年他與一位名叫格妮拉?羅森的舞蹈教師結婚。
比起多數作家來，羅伯特?利伯爾曼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所學的專業是工科而不是文科。1962年他畢業於布魯克林工學院並取得理學士學位；1965年獲馬薩諸塞州康奈爾大學理學碩士學位；1965年至1966年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生院學習一年。在專門從事寫作之前的15年間，曾在多所大學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瑞典學習期間曾任數學教授職；1966年至1967年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貝休恩一庫克曼學院任數學教授；1967年應聘於香港國際學校，任數學系主任；1968年回到美國，在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學院任物理教授；1968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72年分別任紐約州依薩卡學院的物理教授和數學教授；1975年至1979年任紐約州康奈爾大學工程學教授；1979年後不再任教，專心從事寫作。
到80年代初，利伯爾曼完成了四部長篇小說，並在各類雜誌上發表文章及短篇小說百餘篇。這四部小說是《重建天堂》，1974年；《崩潰》，1979年；《寶貝》，1981年；《弟兄們》，1982年。
儘管利伯爾曼具有多年的理科教學經驗和豐厚的科技知識，但他並不想寫科幻小說。他說，「我最關心的是人，是他們的感情和他們的生活，也許正因為如此這些才是我的創作主題。」
利伯爾曼承認自己不是文科出身，並稱自己開始寫作時「近於文盲」，即便在大量作品出版之後他認為自己也只能算得上是個「半文盲」，但是自己對於創作的熱情始終不減。在與錫拉丘茲美國先驅報評論家凱斯談起寫作的初衷時他說：「開始寫作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圖書館找不到好書可讀，我更願意與經典作家相比。」他還在其它場合做過如下表述：「我希望有人讀我寫的東西。錢是次要的。如果是為了撈錢，那我的興趣怕是至今仍與老朋友一起搞我的工程學。」
他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重建天堂》，說的是阿諾德?馬克維茨和他的瑞典裔妻子及兩個兒子的故事。馬克維茨一家住在紐約北部風景秀麗的馬克維茨山上。一個土地開發商突然來到此地，打算在山腳下建一個大型商城。阿諾德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與土地開發商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紐約時報?圖書介紹》的評論家馬丁?利文稱這部小說是「行為悲喜劇」，因為利伯爾曼用幽默的形式講述了一個被逼入絕境的家庭的故事。利文寫道：作者「用一雙銳利的眼睛看透矛盾，用幽默伴隨絕望事件的始終。」
《寶貝》是利伯爾曼的第三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十分離奇的故事。一位體弱多病的老處女，圖書館管理員，生下一個金髮兒郎，他有一副非同一般的好嗓音。利伯爾曼通過大膽的想像創作出一個通過孤雌繁殖生產下一代的離奇故事，故事的怪誕性超出了一般的魔魘或兇殺類故事，在文壇上確實激起了波瀾。
《崩潰》是他發表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黑色幽默式的「行為悲喜劇」。
故事發生在美國70年代。當時美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50年代麥卡錫的反共思潮給全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精神壓力、60年代的反越戰以及70年代的石油危機等歷史階段。社會的動蕩造成失業率上升。小說主人公尼爾?努德爾曼原是古伯斯威爾大學的數學教授，家中有瑞典裔妻子和兩個男孩，一家人住在古伯斯威爾市郊的山上，過著幸福的生活。三年前因學校減員，努德爾曼失去了工作。這三年他不但失去了經濟來源，遭受著窘迫生活的壓力，而且還失去了社會地位，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學教授變成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受人唾棄的可憐蟲。在走投無路之時一位朋友介紹他給一富人家房子的牆上開一扇窗戶。他到達之後才發現房子的主人是他原先在古伯斯威爾大學的一位同事，一位知名教授，他們在大學時就合不來。他本來打算放棄這份工作，因為他不想在舊同事面前失去人格，但是50元錢對他來說實在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可以維持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因而便硬著頭皮進去了。教授不在家，只有教授的母親在，但她是一位十分挑剔刻板的德國人。他終於被她的嘮叨與斥責折磨得受不了。窗洞雖然開了，窗戶也安上了，但是安得不正，此時教授也回了家，並且認出了他是誰。他羞惱之下把玻璃窗搗得粉碎然後憤然離去。他不但沒掙到那50元錢，還受到警察局的通緝。
他幸運地得到一份當捉刀人的工作——替一位公司老闆寫自傳體小說。搞文學創作需要有安靜的環境，但是他的鄰居索斯基家的那個極其搗亂的兒子喬治偏在他家房後用高保真音響放搖滾樂，而且把音量調到最大。由於他提出了抗議，因而招致兩家更大的不和，鄰居不僅把他們通往山下的必經之路毀掉，喬治還朝路上開槍玩，使他的兒子放學後不敢回家。更有甚者，喬治還把努德爾曼家周圍的樹木砍倒，破壞剛剛播種過的菜地……一樁樁類似的事件攪得他一家終日不得安寧，書也自然寫不成。這時書的主人——公司老闆——來電話叫他去紐約面談。為了節省每一分錢，在去紐約的路上及在紐約期間他又經歷了種種挫折與磨難，甚至被誤認為是小偷投進了監獄。書終於寫成並寄給了老闆，但是酬金卻遲遲寄不來。幾周後終於得知，原來那位老闆是個大騙子，已於兩周前因貧困潦倒死在一家豪華大酒店裡。此時的努德爾曼真想有一把槍自殺。但是妻兒怎麼辦？絕望之際他忽然想到帶上全家去瑞典尋找新的生活。
《崩潰》的情節與《重建天堂》有很多相似之處。主人公的妻子都是瑞典裔，兩個家庭均有兩個兒子，他們的家都建在山的高處，而且都居住在紐約州郊區。我們不得不聯想到作者本人的經歷，儘管利伯爾曼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但那一段生活經歷顯然深深地影響了他和他的文學創作。不僅如此，他的作品包括長、短篇小說還被譯成了瑞典語在瑞典出版。《崩潰》一書中的努德爾曼先生在絕望時腦中突然閃出的希望之光不在世界上這個最富有的國度美國，而在遙遠的北極之國瑞典，那裡是他的未來，是他的希望，是他生活的新起點。可見他對那段生活印象之深以及對那個國家的發自內心的愛。
60年代初，當後現代主義文學在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興起的時候，美國文壇卻出現了政治小說熱。如果說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於60年代發表的《兔子，跑吧》未能反映出50年代美國乃至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話，那麼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二部《兔子回家》（1971年）和第三部《兔子富了》（1980年）則是典型的政治小說。厄普代克以主人公哈里作為媒介，把60年代的反越戰、種族騷亂、反傳統生活方式的思潮、70年代的能源危機、水門事件、伊朗扣押美國人質等重大政治事件寫了出來，說明人與社會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利伯爾曼的上述長篇小說也發表於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閱讀他的作品時，同樣無時不感到主人公的命運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息息相關。當問及利伯爾曼的政治觀點時他說他「反對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個種族，具有哪種政治信仰，是哪種膚色的人。」從《崩潰》中我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在書中杜撰了一個「治安維持會」，這個「維持會」對主人公努德爾曼晝夜監視並定期向「上級」報告他的情況。這個「治安維持會」實際是對當權者的諷喻，也恰恰證實了利伯爾曼「反對所有的政治家」的態度。「維持會」在一號報告中說努德爾曼先生在「最近的言行中流露出對黑人的理解，暴露出他的偏執狂」，「監視對象堅持認為我們的文化在崩潰……他反覆強調的『經濟崩潰』、『教育制度崩潰』和『社會崩潰』，不過是他拙劣的伎倆。他企圖逃避一個事實，即是他，而不是『社會』，正在土崩瓦解。」作者毫不留情地嘲諷抨擊了政客們的荒謬：理解黑人者是「偏執狂」，誰批評社會誰就將「崩潰」。「維持會」的成員不但對他的私生活橫加干涉，私設公堂對他審訊，專橫地給他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而且不容他為自己申辯。作者藉此無情地揭露了美國政治家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虛偽。
利伯爾曼不但反對一切政治，而且反對一切宗教。用他的話來說，他「反對一切宗教，不管是哪個種族的，哪種宗教信仰的，哪種膚色的。」他的這一世界觀也在書中體現出來。努德爾曼的鄰居索斯基對他家做盡壞事，但是星期日仍然去教堂敬拜上帝。努德爾曼在日記里寫道：
星期日上午：索斯基一家去教堂了。古德尼斯神父，不管他叫什麼倒霉名字吧，正給他們講怎樣做一個好教徒。告訴他們怎樣做一個好鄰居吧，這才是你應該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