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嬰堂坐落在龍骨山附近的一座棄廟裡，從火車站的方向爬上一道崎嶇艱難的小路就到了。老魏不想驢子受累，剩下最後二里路的時候就把我放下了。他讓我下車，跟我道別，我就這樣開始了新生活。
時值秋天，山上的樹都落光了葉子，像光禿禿的骨架排成的大軍，守護著大山和山頂的院落。我一進門，沒人上前迎接。迎面是一座破廟，木板乾裂，漆也剝落了。露天的院子里站著好多小姑娘，都穿著白襯衫藍褲，她們排成隊，像士兵一樣，動作一致地彎腰，朝前，朝一側，朝後，換另一側，彷彿是被風吹得搖來晃去。這還不算，我又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生平第二遭，我又見到一個洋人。兩個男的，一個中國人，一個洋人，兩人拿著地圖，一起穿過大院，身後跟著一隊人，都拿著長棍。我很害怕，怕自己誤打誤撞，碰上了共產黨的地下隊伍。
我跨過門檻，眼前的景象嚇了我一大跳。面前全是死人，足有二三十，身上全都蓋著布，站在大堂中央，牆邊上也有，高的高，矮的矮。我立刻就想，這一定是回家的死人。寶姨曾經告訴我說，她小的時候，有些人家會雇請法師念咒施法，把死人趕回老家去。寶姨說，趕屍人只在晚上行路，為的是怕碰到活人，被死人鬼魂纏上身。白天他們就在廟裡歇腳。寶姨先前還不信這些傳言，後來深夜她聽到有僧人敲木魚，村裡的人聞聲都跑開了，可寶姨卻躲到牆後面偷偷看。她先是聽到噹噹的木魚聲，然後就看到他們了，一共六個，都像大蛆蟲一樣，兩腿並著往前跳著走，一步足有一丈遠。寶姨對我說，我到底看到了什麼，自己也不能確定，我只知道，從那以後有好長時間，我都很不對勁，跟從前像是換了個人一樣。
我剛要往門外跑，卻瞥到罩布下面有金色的腳。我又仔細看，發覺那些罩布蓋的不是死人，卻是些神像。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座上面的罩布揭開。這是文曲星，峨冠高頂，一手執筆，一手捧著官帽。「你幹嗎把布揭開？」有個聲音叫道。我回過頭，看見一個小姑娘。
「為什麼要蓋起來？」
「老師說這是封建迷信，對我們沒有好影響。我們不該信這些老神仙，只能信基督教的神。」
「你老師在哪？」
「你來找誰？」
「就是安排接收劉茹靈來育嬰堂的人。」小姑娘跑開了。過了一會，兩個女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美國的傳教士沒料到我要來，我也沒料到他們竟然是美國人。我從來沒跟洋人說過話，見了她們，我只是睜眼瞪著她們看，卻不開口。她們倆都是短頭髮，一個白髮蒼蒼，一個是紅色捲髮，兩人都戴著眼鏡，這麼一來讓我覺得她們倆都差不多年紀。
「很抱歉，沒人安排接收你，」那個白頭髮的用中文跟我說。
「很抱歉，」另外一個又說：「大多數孤兒年紀都比你小得多。」
隨後她們問我叫什麼名字，可我還是說不出話，於是我就用手指在空中比畫著寫自己的名字。她們兩個用英語說了一會。
「你認得那幾個字嗎？」其中一個指著一張中文標語問我。
「飽餐，切勿私屯，」我念道。
其中一位給了我一支鉛筆還有一張紙。「你能把這幾個字寫出來嗎？」我照做了。兩人都驚嘆：「她看也不用看就寫出來了！」她們又問了好多問題：我能用毛筆寫字嗎？我都念過什麼書？後來，她們又用外國話說了一陣，完了以後兩人宣布說我可以留下來。
後來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留下來是因為我既可以當學生，又可以當老師。那裡只有四個老師，都是學校里原來的學生，如今住在院里三十六間房屋裡。潘老師教那些年紀大些的女孩，我給他當助教。五十年前他當學生的時候，這間學校只收男童。王老師教小一點的女孩，她有個寡居的姐姐，我們叫她王嬤嬤，負責照顧那些頂小頂小的小娃娃，她還指定幾個大些的女孩幫她照應。還有個小個子於修女，她駝背，手又粗又硬，聲音尖利。於修女負責管理清潔衛生和操守，平時吩咐我們按時洗澡，給我們布置一周任務，還喜歡支派廚子和他老婆，叫他們忙東忙西。
我漸漸發現兩位女傳教士其實年紀不一樣大。那個卷頭髮的是格魯托芙小姐，她三十二歲，另外那位年紀比她大一倍。格魯托芙小姐是個護士，也是學校的教務長。道勒小姐是育嬰堂的院長，她去找那些該當同情我們的人，請求他們捐款給我們。道勒小姐還帶領我們每星期天做禮拜，編排我們演戲，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們唱歌的時候還彈鋼琴為我們伴奏，她總說我們「唱起歌來就像天使」。當然，我當時並不知道天使是什麼。我也不會唱歌。
傳教士們管我們叫新命運女孩。每間教室里都有塊很大的紅色錦旗，用金字綉著這幾個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時候，我們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運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寫的：
我們學習，我們進步，
婚姻大事我們自己做主，
我們工作，自謀生路，
舊命運就把它拋到腦後。
因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師說，我是學校里有史以來書法最好的學生。他常常跟我們講起大清朝的事情，說到朝廷如何腐敗，連科舉制度都敗壞了。可是每當說起那些舊時候的事，他總是顯得很傷感，有些懷念的口氣。他對我說，「茹靈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個男孩，肯定能成個名家大儒。」這些是他的原話。他還說我字寫的比他親自教出來的兒子開京還要好。
開京是個地質學家，他其實字寫得很好，何況他小時候生小兒麻痹症，留下了後遺症，身體右半邊比較弱。幸運的是，他生病以後，家裡花了大筆的錢，用盡全部積蓄，請了最好的中西醫大夫。於是開京得救了，只是腳有點跛，一邊肩膀有點塌。傳教士後來幫他謀了份獎學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學裡上學，他才成了個地質學家。母親去世以後，他回家來照顧父親，也正好跟考古坑裡的科學家們一起工作。
他每天騎著自行車往返於育嬰堂和考古坑之間，一直騎到父親教室門口。潘老師經常側身坐在自行車后座上，讓兒子載他回院子另一頭的房間去。他們騎車經過的時候，我們這幫老師同學都要大聲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沒有重讀寶姨臨終前寫給我的東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紙頁我一定會哭的，於修女看到了肯定會責怪我當著小丁和別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縱，自憐自傷。那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間廢棄的儲藏室，裡面塞滿了小神像，滿是霉味。我找了個靠窗的地方，倚著牆坐下來，打開了包著紙頁的藍布包。我頭一次注意到，原來寶姨還在布包里縫了一個小口袋。
口袋裡有兩樣寶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時候她給我看過的那塊甲骨片，她對我說，等我長大了，懂得記住事情的時候，她就把骨片給我。她曾經收著這塊骨片，她父親也曾收藏過，如今又傳給了我。我把骨片貼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東西拿了出來。那是一張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輕女子頭上戴著刺繡抹額，身上穿件棉衣，衣領高高得豎著，直到臉頰邊上。我舉起相片對著光。難道這就是……？我看出來了，這的確是寶姨臉燒壞以前的相片。她生著一雙夢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著，顯出很大膽的樣子，而她的嘴唇，那麼豐滿，微翹著，皮膚那麼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麗，卻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我很難過相片里不是她臉燒壞以後的樣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時我才意識到：她的臉，她的希望，她的知識，她的悲哀，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屬於我的。然後我哭了又哭，心裡充滿了喜悅與自憐。
我在育嬰堂住了兩年以後，有天下午，格魯托芙小姐交給我一封信，我馬上認出了信上的字跡。那是中午，大堂里鬧哄哄的，可我卻突然間什麼都聽不見了。我身旁的小姑娘們都吵著問是誰寫來的信，信上都說些什麼。可我卻躲開她們，像餓狗護食一樣，抱著自己的寶貝不給她們看。那封信我至今還留著。信上寫道：
「我親愛的姐姐，抱歉未能早寫信給你。過去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念你，可我不不能寫信。老魏不肯告訴我他到底把你送到哪裡去了。母親也不肯說。一直到上禮拜我趕集的時候聽到議論，說龍骨山那邊的考古坑又開始熱鬧起來了，中美科學家一起都住在個老廟裡，跟育嬰堂的學生住一塊。後來我見到大嬸，就說：『不知道茹靈見沒見到那些科學家，她住地那麼近。』嬸子回答說，『我琢磨著也是。』因此我才知道了你的下落。
「母親身體還好，可她總是抱怨，說整日操勞，手指永遠烏黑。他們還在拚命幹活，想彌補大火損失的墨。父親和兩個叔父為了重建北京的店面，只得跟棺材鋪張老闆借錢借木材。結果我們家的生意，大半竟落到張老闆手裡了。我跟張福男結婚的時候，他們家接收了我們家一部分生意，張福男就是張家老四，就是本來你要嫁的那個兒子。
「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