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描述的情形是一種喜劇和悲劇奇特的混合，那些受到悲傷情緒感染的讀者不用別人解釋也知道喜劇只是表面的，而悲劇才是實質。
——愛德蒙?高斯①《父與子》前言
1907年9月
對於凱什琳，旅途中吸引她注意力的是一位英俊的英國板球隊隊員，他去遊覽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船上人戲稱他「阿多尼斯」②，因為他美貌非凡。
到達熱帶地區時，他同她調情，她在日記本上有所記載：因此，我暗自發笑，坐下來分析這新的影響，這種複雜的感情。不管我走到哪，不久就會碰上類似的情形。一個音樂家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而是性的全音階，R是我新的體驗對象。第一次見到他時，我正躺在椅子上，他走過去，我看著他節奏完美的步伐，絕對的自信，身體的健美，心中感到一陣激動，這是青春和造物給人的永久的渴望。當我同他在一起時，一種異常的渴望抓住了我，我想讓他狠狠地傷害我，我想讓他健壯的雙手緊緊地勒住我..板球隊員們豎了一個球網練球，她看著阿多尼斯美妙地投球。同一天夜晚，他倆並肩坐在熱帶的熱浪中，用法國人的那種危險的語言交談（他在巴黎呆過8年），阿多尼斯「特別易於激動，有時甚至有些狂暴。女人越有感情越好，他告訴她。凱感到他的衣袖擦著自己裸露的胳膊。「我想激怒他，在他心底喚起奇特的感情，他見過那麼多世面，這真是一種征服。」
這一切都完全正常健康，特別是有關雙手勒住的部分。筆記中接著談到凱什琳的父母親，他們比她想像的還要糟糕，她父親的外貌使她厭惡透頂，他的雙手覆蓋著長長的沙色汗毛，是絕對殘酷的手，一種生理上的厭惡感抓住了我。他說她要回到英格蘭去是「該死的念頭」，她說「看，他絕不會讓我在黑暗的角落裡同別人鬼混。」但是不僅僅是同別人，凱什琳身上有種東西既能吸引女人也能吸引男人，她父母親也意識到這一點。母親總在觀察著她，「時刻疑神疑鬼，盛氣凌人」，至於她父親，「我不能獨自呆著，或雜在女人中間，哪怕只是半秒鐘——他在那兒眼神可怕，企圖假裝滿不在乎，毛茸茸的雙手扯著自己長長垂下的紅灰色鬍子，呸！」
這是凱什琳對父母親不夠恭維的評論。雖然在以後她的各種筆記本中還能找到滔滔不絕的自我表白，但她再也沒有如此貶低過自己的父親，她感到這次旅途十分可惡，行動受到限制，航行回家離開了另一個她叫作「家」的地方，那是她現在精神上的老家。
經過開普敦和澳大利亞港口，就是寒冷的塔斯曼海，哪怕在12月也很寒冷。最後再光顧一次行李房，那些西區買的衣服和碩大的愛德華式帽子都捆紮好了，準備運上岸。颳風的海峽，荒涼的石頭山，島灣的小棚屋，接著進入彎成一個問號式的港口。
①愛德蒙?高斯（1849～1928），傳記作家、詩人，《父與子》是他的自傳。——譯註②阿多尼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愛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譯註1906年12月6日的《晚郵報》說，大約9點鐘，柯林斯克號氣派十足地駛進了海灣，燦爛的陽光給這次來自遙遠北方的航行增色生輝；另一版面上，哈羅德?比切姆受到採訪，就「帝國和殖民事務」侃侃而談，他很有自信，為什麼不呢？他剛同國王會過面。
但是三個小姑娘的情緒如何呢？她們現在何以消遣？她們會不會也像父親17歲時那樣，「遇見許多很好的年輕人」，給父親帶來女婿，讓他們同萊斯利一起加入公司業務呢？
殖民—愛德華時期①的惠靈頓今天幾乎全都無跡可尋，因為那時大部分建築都是木質結構的。年輕的亨利?詹姆斯也許會同情我們回到殖民地的居民：街上每颳起一陣風，都會捲起大團大團的灰塵和穀殼。倫敦——倫敦在哪兒呢？而這個擁有6萬人口的興旺發達的都市卻能給她們父母親提供一切歡樂。在海關碼頭，每根電線杆都有160個絕緣體，160根銅線為貿易往來嗡嗡作響；在弟納柯里大道上，正在興建的房屋等待著「園會」家庭的歸來；很快他們就會在總督官邸的來客留言薄上簽名，應邀去那兒做客。
萊斯利仍在高中讀書，因此家中只有姐妹幾個。幾星期後，快樂饒舌的徹迪寫信給西爾維亞?佩恩，描述「住在紐西蘭究竟是什麼滋味」。
這兒絕對沒有藝術，自然人也就枯燥乏味。接受我的勸告，親愛的，千萬不要到殖民地來居住，就待在英格蘭吧，我多麼希望自己也在那兒埃如果能回去，我真願用一切來交換。我簡直不能告訴你這兒有多麼悲慘，我們根本就沒有朋友，過去所認識的女孩子都長大了，結婚了，似乎對我們毫無興趣，這很讓人傷心，對嗎？
姑娘們回到紐西蘭，說話帶有特別的「口音」，戴著半遮半掩的面紗。
她們舉行「小姐茶會」，凱什琳身穿紫紅塔夫綢服裝唱歌。
當然還有更為盛大的場合，「英國板球隊員們全都那樣迷人，他們在惠靈頓，這讓人多高興。徹迪寫信給西爾維亞，描述了為他們舉行的一場舞會。
但是他們乘船離去了，留下別人不能填補的空白。「我們最近參加了兩個歡快的舞會，」另一封信中說，「只是我真希望那些男人是英國人，殖民地的人太不同了。」而這時，凱什琳給西爾維亞的信則是這種情緒：新年來了——我真不敢去想像——這兒簡直沒法活下去，我不知道這日子怎麼過，一個朋友都沒有，看樣子將來也不會有。親愛的，我誰都不認識，也沒誰想要認識我；世上沒一件事可做，沒一件事值得看，我的心一直飛往牛津廣場，威斯敏斯特橋一直縈繞在我心間，我覺得它一定會回來，真難想像人們怎會願意住在這兒——此時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生活中已有了兩種毀滅性的衝突力量：對父親的愛與恨，對祖國的愛與恨，它們將她撕成兩半，使她四分五裂，留下了永遠不能癒合的精神創傷。
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父親都給這個世紀文學的代表人物留下了烙印，從①紐西蘭淪為英國殖民地時期，即1840～1907年，與愛德華七世在生期間，即1841～1910年，正好接近，故有此說法。——譯註巴特勒①和高斯到《海浪》②的作者身上都能看到這些痕迹。在衝突中總有一位潛在的人物，對於巴特勒和高斯，是清教徒的在天之父；對殖民地居民和愛爾蘭人，是他們親愛的祖國。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只是名義上的英國教徒，至少用不著服從於清教主義，但她確實知道它的後繼者熱愛財富；她詛咒父親拚命賺錢的願望（她並不認為這是他對自己父親一事無成的一種反抗作用）。後來她能夠充滿深情地描寫他和自己的祖國，但目前她在這兩者身上都只能看見糟糕透頂的地方。
文化土壤開始在紐西蘭形成之前，具有文學創作素質的人顯然覺得日子不太好過。這個國家小，創建晚，土地貧瘠，遠離歐洲，從社會政治方面來看，這些都是積極因素，有利於新的嘗試；但在藝術上卻是希望的敵人。用龐德③的話來說，「創新」的作家需要傳統使自己同過去和將來緊密結合，而移民則斬斷了這一寶貴的聯繫。那些1840年左右離開英格蘭的人或者像亞瑟?比切姆那樣樂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或者誤以為自己能夠在新土地上生根。這片土地在基督誕生時尚無人類，連哺乳動物也沒有。他們把鋼琴從船上搬下來，在擺滿了象徵老家溫馨回憶的木房子中給鋼琴重新調音，但古老的曲調再也不會依舊如初了。柯勒律治④在《桌邊閑談》中說，並不是腳下的土地，而是同一的「語言、宗教、法律、政府和血統使人們成為同一國家的人」。1920年，凱瑟琳身為雙重流放者，在法國讀到這句話時，在頁邊上寫著：「但是我腳下的土地使我成為這個國家的人」，因為那時她已知道需要創造新的神話。只有經過幾代重新在一個地方造就具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使他們與那地方產生有機的聯繫，柯勒律治提到的那些事情的一致才能有所幫助。當人們在夏天迎來聖誕節，卻在秋天慶祝復活節時，宗教的傳統顛倒了，人的精神必須重新開始。
1907年的惠靈頓並不像凱什琳所描寫的那樣生活平淡，有很多劇團和音樂家來訪，甚至多少也能聽到一些瓦格納的音樂。凱什琳在家中也遇見一些心情激動的客人，因為父母親請他們未訪，這些事情並非無意義，但他們來了，又走了，看見輪船離去令人更覺悲哀。1907年出版了一種生氣活潑的月刊，叫作《三合一》，完全致力於藝術，凱什琳曾為其撰寫了一篇頹廢派式的散文，題為《玫瑰之死》。
但是所有這些外來的世界主義都在殖民地的陽光下枯萎了，無論如何，這不屬於父親希望她進入的那種「體面的生活」，她詛咒這種四平八穩的生活。她可以去聽在總督官邪舉行的有關「女孩的職責」的講座，但不能去那所新建立的簡陋的大學，這所學校位於俯瞰市區的山腰上。
這三姐妹在聖誕節前三星期回到紐西蘭，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最小的一位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無暇看望親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