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軍護送的車隊末尾的馬車內，卑君穿著漢服，手裡捧著一卷書，在敦煌住了十六年的他看上去已經完全不像一個車師人，倒像是位飽學的大儒，只有他的膚色和眼瞳依稀能看出些端倪來，除了李儒，隨行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車師後國使團的人都不知道的存在，其實就算他現在出現在那些故國的人面前，也沒有人能把他認出來，儒學的熏陶已經把他從當年那個曾被帝國立為國王的蠻勇青年變成了如今溫文儒雅的中年文士。
和卑君同乘一車的是位照顧他的十一軍團的年青參謀，出身細柳營，與卑君相處倒也愉快，尤其是兩人都頗好帝國如今正蓬勃發展的新儒學，自從建寧三年開始以後，帝國原本的儒學就開始出現新舊兩派，舊派自然不用說是過去已經發展到瓶頸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若是沒有劉宏的介入，古文經學會在鄭玄這個一代宗師手裡發揚光大，從而取代今文經學，成為儒學今後的發展方向，不過現在鄭玄和一批這個時代頂尖的學者則被劉宏籠絡，加入了新儒學的研究中去。
儒學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算是孔子開創，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而當時所謂的儒也只是負責喪事禮儀的術士，地位卑下，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便是擺脫這種小人儒的地位，成為他所嚮往的君子儒，雖然從表面上看，孔子始終是在維護守舊的禮樂制度，可實際上他所提倡的禮治以及在魯國的官僚生涯，卻充滿了改革的意味，也正是因為他的私學，原本貴族和庶人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開始被打破。
而儒家學派實際上是在孔子死後，由他的弟子所開創，當時一共產生了八個學派，最後更是分裂出了墨家和法家這兩家學派，至少在先秦時代，儒學始終都在發展著，即使是始皇帝在一統六國以後，也曾經有過使用儒家治國的念頭，不過可惜的是當時儒家向始皇帝提出了恢複分封的主張，才被始皇帝所摒棄。
從後人的角度來看，當時儒家提出的分封主張無疑是倒退的，可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在邊遠地區分封宗室子弟作為諸侯經營地方，而對中央的繁華地區實行郡縣制才更加穩妥，秦朝的二世而亡其中並不乏這個原因，至於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和儒家更是沒有多少關係，所焚的書籍以六國的史書為主，而且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書籍也並非全部銷毀，全都在當時的咸陽皇宮藏有副本，而坑殺的也幾乎全是些方士。先秦文化的散佚歸根結底還是在於項羽在咸陽的一把大火，把當時整個秦朝所藏的書籍都付之一炬，再加上連年的兵禍才使得當時的文化和科技幾乎倒退了百年，帝國建立以後，花了極長的時間才恢複過來。
而劉宏在回到了這個時代以後，在他登基以前，除了記錄他在後世的學識以外，為了徹底融入這個時代，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學習當時的儒學，所以劉宏對儒學印象並不壞，至少儒學有很強的包容性和世俗性，所以才會被世人所接受，但實際上儒學在帝國始終都只是一層外衣，有名而無實。
劉宏在後世的時候，曾經有無數人咬牙切齒地痛恨董仲舒，認為他閹割了儒學，可實際上董仲舒為了迎合孝武皇帝，而使儒家學派走向帝國政治舞台所提出的大一統等思想，卻是被敵對的學派法家的核心思想，而最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孝武皇帝為了讓法家上台而已，董仲舒一生終未得到重用。
因為歷代戰亂和清朝大規模禁毀書籍，劉宏在後世大學的時候，也只能通過一些發掘的史料進行研究，當他親自學習了這個時代的儒學，並且在登基以後，可以從皇宮的藏書里看到各種保存下來的珍貴資料以後，才讓自己結合原本的歷史走向對儒學形成了客觀的看法，劉宏依然堅持他的理念，儒學不能運用到治國的具體層面，因為儒學是用來治人的，它有其天生的缺陷，可是卻可以用來補足其缺點。
用兩千年後的眼光去批判帝國的儒學，劉宏認為對當時的學者並不公平，後世的人對歷史進行批判是用來汲取教訓經驗，是用來自我改善的，而不是以譏諷的心態去埋怨前人，就如同董仲舒在孝武皇帝的策論文章，劉宏在看了起原文以後，始終認為那是當時頂尖的政治主張，除了儒學對科技一貫的輕視以外，其他都算得上無懈可擊，沒有人可以開創沿用千年，萬年的學說，尤其是當他們受限於身處的時代和生產力限制，儒學最大的功能便是在生產力並不發達的時代和法家一起為統治者提供一個相對『高效』的統治模式，自帝國建立以後的儒皮法骨的模式一直沿用了兩千年，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崛起，或許這種模式和王朝興滅的穩定循環仍將持續下去。
在劉宏眼中，儒學和法家是被皇權所閹割的，儒家所堅持的民本，法家所堅持的反對貴族世襲，都是被皇權所閹割的，所謂儒學閹割民族血性毋寧說是統治者在閹割被統治者的血性，而儒學則是最合適的工具，只不過當這個工具被皇權異化以後，壓過了皇權而已，或者說和皇權合二為一，不分彼此。
不過儘管如此，劉宏還是認為儒學至少在歷史上對中國有著促進作用，撇開實際並不使用儒學的漢唐不論，宋明時期正是因為儒學的發展才使得當時的王朝有了長足的發展，人人都說宋朝理學不堪，可實際上理學所培養出來的儒生極為剛烈，金國入侵南宋，嶽麓書院的由理學所培養的儒生個個棄筆從戎，壯烈殉國者超過九成，而朱熹本人更是堅定的主戰派，最後也因為主戰而被貶，南宋士人最後自殺投海殉國的超過十萬人，也許有人認為這些人連拿起武器反抗都不敢，所謂的殉國也不過是懦弱而已，可是劉宏從來都認為自己曾經所處的那個時代那些夸夸其談的人或許連自殺殉國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是以自卑的心態去批判古人，他們生活在物質最好的時代，可是精神卻處於最空虛的時代，不知道有多少人從不曾真正去了解自己所批判的東西，而只是為了批判而批判，在劉宏看來，真正毀滅了儒學傳承的是清朝，大規模的禁毀書籍，剃髮易服，徹底湮滅了漢人所有的光榮，他們用了三百年時間讓漢人變成了奴隸，終清一朝，除了晚期因為西方帶起的工業革命進入後的生產力，在它所謂的盛世時期甚至遠遠不如明朝末期，在清朝，儒學徹底被閹割，被掐死，最後使得中國竟然需要用外國的理論來建立國家，有著數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就這樣被擊倒。
儒學，是劉宏建立一個真正世界帝國的基石，而融匯了劉宏在後世全部知識作為大綱的新儒學則是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儒學最大的缺點便是它本身是構建倫理道德，從而建立一個穩定和諧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結構，註定它只能提倡忠義仁孝悌，而國家之間的政治則是骯髒和陰暗的，儒家在普通人中所提倡的美德絲毫不適用於國家之間，因此儒家是用來治人而非治國，這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此外儒家對於具體治國手段的缺失更是讓儒學最後只是成為統治階層手裡的一樣工具而已，從漢唐以後，所謂的儒學出生的官僚有幾個真正配稱儒生，幾乎大半都背叛了儒學所強調的美德，而這恰恰是人性中所無法規避的弱點。就如同劉宏所在的後世，你讓官員再進黨校，再學馬列，他還是會貪，就算是那些民主國家也是一樣。
但儘管如此，儒學始終有其積極的一面，那就是治人，劉宏將儒家教義包上道教的外衣作為國教，最真實的目的便是為了影響社會風氣，而新儒學則是用來影響知識分子和統治階層，至少在漢朝，在皇權依舊具備神聖性，儒家的先賢只是聖哲而非聖人的時代，他可以做到這一切。
帝國的新儒學利用了儒學本就具有的包容性，而將諸子百家都納入其中，劉宏有時候覺得中國文字言簡意賅，博大精深，有時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像記述孔子言行的論語，如何解釋全看個人怎麼想和老師怎麼教，而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被利用。所以劉宏在創建新儒學的時候，不帶使用了標點符號，還借著報紙推廣白話文，同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印刷和紙張優勢，讓新儒學在傳播上徹底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卑君所在的馬車內，所帶的書籍清一色的全都是由新儒學所引申開來的一系列書籍，裡面多以闡述政治和經濟為主，儘管劉宏放開了紙張的限制，現在整個帝國能夠製作新紙張的商會不少，可是印刷術卻自始至終都保持在劉宏手裡，他要利用這種技術優勢完成對整個漢民族在精神上的改造。
卑君一路上和同行的軍官相談甚歡，因為兩人都是新儒學的信奉者，在敦煌的生活讓卑君已經徹底認同自己是一個漢人，他娶了漢人女子為正妻，在敦煌他的七個子女也從小受到儒學教育，如果不是因為帝國需要，他並不願意回到車師後國當什麼國王。
因為卑君在心理上對帝國的認同，使得同行的軍官也沒有半點歧視之心，在細柳營的信仰灌輸里，雖然是以大漢至上，帝國至上為原則進行教導，可是除了極少數的狂熱分子外，大多數人都不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而劉宏也更多的強調文化認同感，因為過分的強調種族，會讓帝國同化周邊民族上陷入很大的麻煩。
對於細柳營培訓出來的年青軍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