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陽太學前的廣場上，陳琳作為文淵中的骨幹分子領著以青年為主的太學生和一幫儒生彼此對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達的宣稱要對鮮卑人進行報復的血腥詔書，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遠人來服』的思想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在過去帝國強盛時期，朝廷往往會對前來投降的部進行賞賜，免去他們的罪責，而現在天子不但下令斬殺對方前來獻降表的使節團，命令邊地士卒將其頭顱懸掛於長城之上，更是說出了十倍殺之以行報復的暴虐之語，足以讓那些傳統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學在帝國的思想體系中，很長時間都處在一種尷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時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為了能使儒學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觀點，利用大一統和君權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但是實際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國的政壇，因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統六國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漢，對於孝武皇帝而言，讓法家名正言順地取代原本治國的黃老思想，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個貴族階層支持的，於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終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過儒家因此也擴大了影響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關於道德倫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國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對帝國各個階層施加著影響。
光武皇帝中興以後，由於光武皇帝本人和中興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實質上的發展，而光武皇帝中興以後，帝國的政治也漸漸走向了倫理道德政治，在皇權強盛的前期，這種政治模式對安定社會起到了一定作用，可當皇帝孱弱，以後族為代表的豪強集團逐漸把持朝政時，這種倫理道德政治就變成了帝國政治中的病變體，孝桓皇帝時代開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風潮和門生故吏集團便是其引發的後果，倫理道德政治對於人的道德提出過高的要求，最後只會導致虛偽矯飾，人情關係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於過分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視了律法，於是法紀對帝國官僚的約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對犯罪者的區別對待，官僚和權貴者失去約束，普通百姓則苦於酷法，帝國在建寧以前的各種問題，從表象上看是豪強把持皇權和貪官污吏橫行，但實質上卻是倫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為倫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為道德楷模去統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賢明而且擁有高明的治國手腕，那麼倫理道德政治無疑能發揮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於皇帝本人站在整個帝國的至高點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慾望中，倫理道德政治更多時候都是處於失效狀態，而那個時候用以維繫帝國運轉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現，那麼很快帝國就會轟然倒塌，死於內部的農民起義，即使倫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學說再利用安撫百姓，但是民眾的忍耐是有極限的，當失去制約的官僚和權貴侵害到他們的底線時，原本看似溫順，受到傳統觀念和儒家學說忠孝服從思想熏陶的底層百姓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將帝國拖入毀滅的深淵。
一直以來，劉宏都在淡化帝國的倫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納入到社會秩序中去，政治應該是高效而講究實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倫理道德政治註定只能碌碌無為，淪為一塊遮羞布，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每個王朝都是初期強大，而後每況愈下，便是因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政治模式會漸漸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個王朝之初，除去開國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會強調法紀的作用，但是隨著後繼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對法紀的重視會慢慢被侵蝕，無論是法家還是儒家，其本質都是迎合皇權，因此不管是法家的法治還是儒家的民貴君輕，到最後都只是一句空話，當賢明強幹的開國君主逝去，之後的王朝皇帝們會破壞先人所定下的規矩，因為個人的好惡而進行賞罰，帝國的基礎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被破壞，貪污腐敗的情況一旦開了個頭，就很難得到遏制，最終使整個國家像病變演化，逐漸衰弱以至於死亡，而這個時候倫理道德政治往往會被那些利益攫取者當作一塊遮羞布來使用，他們既沒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也沒有確切的才能，他們所有的只是勾心鬥角和爭權奪利的本事，靠著開國君主和功臣們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苟延殘喘。
歷史上所有的中興之主，幾乎都是恢複王朝初始的法紀，約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團，才得以重新振興王朝，就像現在的帝國，在光武皇帝中興之初，依靠豪強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對犯罪的大豪強施以制裁，但是隨著皇權的鞏固以及獨裁製度，光武皇帝晚年時豪強勢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繼任者孝明皇帝延續了他的政策，在這一段時期內，豪強勢力被皇權全面壓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後，孝章皇帝開始對外戚縱容使得豪強勢力反彈，最終在孝和皇帝以後危及了帝國，若不是劉宏上台以後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獨裁製度，再次獨攬了皇權，恐怕整個帝國將如原先的歷史軌跡一樣，被農民起義摧毀最後的統治根基，陷入軍閥混戰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洩帝國累積的各種問題。
太學，作為劉宏改造帝國政治的大本營，從建寧以後，由他借鑒後世各種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學便在太學悄然崛起，而這個時候儒家學說的包容性就體現了出來，因為無論是大國沙文主義，還是帝國主義，劉宏都可以將它們披上儒家的外衣，孔子本身作為一個堅持周禮的貴族，尊王攘夷，貴中華，賤夷狄的思想始終貫徹整個儒學，在他死後，儒家一度有過八個學派，在戰國時代，儒家也並非一直都碌碌無為，只是其所堅持的倫理道德思想和對君主過於苛求的道德使得他們沒有太大作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統六國以後，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學說，只不過因為在郡縣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頂，才導致了儒家被棄用，至於所謂的焚書坑儒，也不過是帝國建立以後，出於政治宣傳的目的而炮製出來，當時始皇帝焚燒的是六國史書，坑殺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於儒生根本未受到打擊，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說秦末的典籍遭到損壞，應該說是項羽在咸陽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學說是為政治服務而產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百家學說的成因，而這一條也是貫徹整個中國歷代王朝的一條準則，當家天下的制度形成以後，所有不適應皇權統治的學說都被摒棄了，而剩下的法家由於在秦帝國的失敗而註定只能隱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後的歷代王朝里照樣被閹割，至於儒家更是直接被進行肢解和完全為政治而進行解讀，這也是儒家學說自戰國時代以後，不但沒有進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劉宏並不認為自己能依靠先於整個時代千餘年的積累而另外開創什麼學派，因為歷史早已經證明，即使出於政治目的被進行解讀和修改，儒家學說的核心倫理道德依然是最適合帝國的，他所要做的只是修正它的缺陷並使其為自己服務就可以了，劉宏並不是一個多麼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評語更適合他，因此他依然會為自己的後代打算，作為從秦末統一至今的帝國，皇權的神聖性已經深入人心，在原本的歷史軌跡里，三國混戰之後，魏篡漢，晉篡魏，使得皇權失去了原本的神聖性，才導致了士族門閥制度的形成，自那以後，再也沒出過超過四百年的皇朝帝國，劉宏的私心讓他決定利用新儒學將皇權和整個國家連為一體，讓普通百姓和帝國的精英階層將皇權和國家看得高於家族利益。
七年的努力，讓劉宏在太學裡培養了一批忠於自己的年青太學生，而他們也是他麾下輿論的主要實力，儘管他們的名望還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備的衝勁讓他們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熱和充滿幹勁，在太學裡正是靠著陳琳這些青年太學生，劉宏掌握了帝國的未來，但是眼下新舊思潮的對立依然嚴重，至少那些傳統的儒生和文人並不喜歡劉宏帶給太學的變化。
在帝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中，嚴格意義上來說，無論是高門望族還是寒門庶族，都屬於地主階級，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前者在帝國的豪族政治趨向瓦解時依靠時運取得了先機，從而阻擋了後者的仕進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試圖為將取得的特權延續下去，在原本的歷史軌跡中，席捲整個帝國的內戰最終確立了這種比之豪族政治更為落後的門閥制度，導致了自秦漢大一統之後集權帝國的中央衰弱，最後釀成了五胡亂華的惡果，但是現在，由於劉宏的出現，在一切都只是處於轉變初期時，逆轉了這種變化，一方面壓制高門望族，一方面扶植寒門庶族，使得整個帝國在原本的豪族社會走向崩潰時建立起了一個更加健康的士族社會，雖然這種轉變還未完成，也遠未定型，可是兩者的差距已經被縮小，足以形成一個撐起整個帝國的精英階層。
在太學裡，來自地主階級的太學生佔據了大多數的位置，但是這不代表太學裡便是以他們為主，一個帝國若是底層的百姓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那麼它也就離滅亡不遠了，即使以帝國的社會結構，一部分底層出身的人依然有機會出頭，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