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吳精美的故事
一
我們的火車開始從香港進入深圳，霎時，我一陣激動，只覺得額頭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著，從骨髓深處，我覺得一陣深切的疼痛。我想，媽講得對，我覺得唯有這時，自己完全變成一個中國人了。
十五歲那年，為了堅持我皮膚下面流著的中國人的血液，我與母親大吵了一場。
當時我是舊金山市加利略中學的二年級生，班上所有的同學都承認：我是中國人。
唯有母親一口否認：「這沒有用的！」母親曾在上海一個著名的護士學校讀過書，她說她精通遺傳學，因此不管我同意與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國，否則，你無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國人。」
「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的，」我媽說，「這種感覺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著沸騰的時刻。」
這樣的話讓我惱怒、生氣。可待我母親真的顯出典型的中國行為時：如與店主喋喋不休地討價還價，還有，當著眾人剔牙撅嘴，對檸檬黃與淡粉紅的不協調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當火車開進中國邊界時，三十六年來，在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坐在火車上，帶著一團歸鄉的夢幻，我才發現，我從來沒有真正體會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態。
我們的第一站是廣州。我的七十二歲的父親吳坎寧，將去廣州拜望她的姑母。
從十歲離開他姑母以後，他就再也沒見過她。我不知是因為急於與姑母見面，還是因為回到了中國，七十二歲的父親像個小男孩一樣，激動得坐立不安。他顯得如此地天真快樂，令我覺得簡直要上去拍拍他額頭和替他扣好紐扣似的。我們面對面隔著張小茶几坐著，桌上置著兩杯冷茶。這是第一次，我看見父親淚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見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塊一塊的，整齊的黃綠色的耕地，狹狹的溝渠，像晶瑩的飾帶一樣，緩緩流過。村路上，三個穿著藍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著的牛車上。
不知為什麼，這個十月清晨，中國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會使我雙目也滿噙著淚水，似喚回我一個遙遠的記憶。
三小時火車後，我們抵達廣州。除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名稱沒有改變拼法外，幾乎中國所有城市的名稱的拼法都改變了。我想這本身也就意味著，中國在各方面都改變了。在廣州與爸爸的姑母見過面後，我們將趕乘飛機會上海，在那裡，我將與我的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姐見面。
她們是我母親與她前夫所生的一對雙胞胎。在戰亂時從桂林出逃到重慶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們丟棄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戰時期。媽曾經和我講述過這件事，因此我對她們的印象還是一對嗷嗷待哺的嬰兒。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們的訊息後，我才知道她們還活著。
這時，這對嬰兒在我印象中，變成一對五六歲的小女孩。她們並肩坐在桌子邊，輪流用毛筆寫出一行行整齊的中國字：最最親愛的媽媽，我們都活著，趕快把我們帶走吧！
當然，她們不會想到，媽媽在三個月前已經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鐘，她還在向父親抱怨著樓上的房客，馬上她就緊抱著頭部大聲呻吟，接著就跌在地上再也沒有爬起來。
因此上海來信是我父親拆開的。這是一封長信，她們稱她媽媽，她們甚至還保留了她的一張照片。在信上，她們詳細講述了從桂林與母親失散後至今的情況。
這封信很傷了父親的心——他從未想到，在那另一個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裡，也會有人叫他的妻子為「媽媽」——他把信給了媽的老朋友琳達姨看，並請她給這兩個上海女兒寫封回信，用儘可能婉轉的口氣告訴她們母親的死訊。
琳達姨把這封上海來信帶到喜福會裡，與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為她們知道，多年來，我媽一直竭力在打聽這兩個女兒的下落，這是她朝思暮想，銘心刻骨要想實現的事。因此，她們覺得一定要為此做些什麼，來慰撫她們的老朋友的亡靈。
因此，她們這樣給我的上海姐姐們寫著：「最最親愛的女兒們，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你們，我從不放棄一絲努力，為了讓我們能團聚。遺憾的只是，我們彼此等候得太長久了。現在，我把與你們失散後的我的經歷，詳盡地跟你們說一說。……」她們簽上我母親的名字。
待她們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說起，我在上海還有兩個姐姐。
「可她們還以為，來的是她們的媽媽！」我喃喃自語著。在我想像中，她們還是一對蹦蹦跳跳的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她們正滿懷激情地等待著與母親的重逢，然而事實上，母親已經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們說，她不能來了，她死了？」琳達姨說，「她既是她們的母親，也是你的母親。應該由你，把事實真相告訴她們。要知道，這麼多年來，她們一直夢想著與她重逢呀！」我想她講得是對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親回去看她們，那一切會是怎樣的一個場景。我也無法想像，當我與她們相遇時，一切又會怎樣！她們會踞著腳尖在機場上焦慮地觀望著每一個下飛機的黑頭髮，可我，一下子就會認出她們的。
「姐姐，姐姐！」我會用蹩腳的中國話向她們招呼著。
「媽媽呢？」她們會笑著四下尋覓著，「她藏在哪兒了？」我便只能搖搖頭，告訴她們媽媽並沒有藏起來。
這時，她們會指著我身邊一個矮小的中國老太太——她幾乎被淹沒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滿了食品、玩具、禮物……「喔，那是媽媽吧！」
我就會對她們說：「姐姐們，對不起，我是一個人來的……」然後無需我多說，她們就會明了實情了。她們會慟哭，痛苦不已，然後把我一個人扔在機場上回頭走了，我只得怏怏獨自一人又登機飛回舊金山。
每逢這樣的幻覺一出現——她們的失望和沮喪，我總覺得受不了。我多次懇求琳達姨另外再給她們寫封信告之實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們說你母親已死了？我不能這樣寫。」琳達固執己見地說。
「但我這樣欺騙她們太殘忍了，她們會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會呢，」她說，「你是她們的妹妹，她們唯一的家人，怎麼會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說。
「不懂什麼？」她問。
我囁嚅著：「她們會認為這全是我的過錯，我對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達姨被我說動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個小時寫了長長兩頁的信紙，我覺得我最懼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當她把這封用英文寫好的信交給我時，我連讀一遍的心緒都沒有了，只是輕聲向她道了聲謝。
二
窗外暮色濃了，沿鐵路路軌擠滿了低矮的水泥建築物：老舊的廠房，隨後，軌道像蛛網一樣密集起來，只見窗外月台上，擠滿了身穿灰色斜紋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爾點綴著幾個鮮艷的身影，那多為小孩子，他們身穿粉紅色、黃色、大紅或桃紅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欖綠。最後火車到廣州站了。
火車還沒剎車，人們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頓時，我頭頂上沉甸甸的行李，晃來晃去，真怕給砸一下。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隻用繩子捆紮好幾道的破紙箱，或者是塞滿毛線的塑料袋，也有裝滿蔬菜、干菇的。然後在你推我擠之中，我們腳不沾地地隨著人流移動，奇蹟般地被送到海關的十二道隊伍之一中，這景象令我覺得自己似乎還在舊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車上。我立時就提醒自己：這是在中國。
我拿出護照和申報單，姓上面寫著「吳」，名字一欄上寫著「精美」，出生地在美國加州，1951年生。我曾懷疑海關人員會承認我與護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著假睫毛，塗著眼膏和唇膏，雙頰塗著弗洛傑的腮紅。可現在的我，頭髮汗涔涔地耷拉在額上，而且也沒化妝。我沒料到十月份的氣溫還會這樣酷熱。
即便沒有化妝，這裡的人們也永不會將我作為中國人接納。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頭，母親說過，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還有蒙古血統。「那是你外祖母親口對我說的，但現在也無法核實，他們早死了。日本人打進來時，一個炸彈掉在屋頂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變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彈掉下之前，他們已離開了。」我說。
「不會的，」我媽說，「我們全家人都沒能逃出這場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麼知道？他們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媽幾乎生氣了，「待我回到上海家，連房子都沒有了，只剩下磚木的框架……」
在海關的小房間里，一位女辦事員查看了我的文件後，掃了我一眼，飛快地往文件上蓋好印，嚴肅地對我點點頭，放我過去了。我父親和我，走進一個擠滿了人